2002年的冬天，我的理想终于离我那么近——我得以在南方一座大都市最著名的报社工作。在赶往那座城市的路上，我乘坐的是一列开往春天的火车。

    可是春天并没有按时拥抱我。也许因为我谦和的笑容，也许因为我带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在我踏进那家报社的第一天，我就迎来了一双鄙视与玩味的目光。目光的主人是一位官位不高却足以置人于死地的角色。接下来的日子，我善意的微笑并不能融化那两束冰冷的刀子般的目光。她三番五次地刁难我，我知道她的地位和在新的工作环境搞好同事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总是谦让，就像在刀光剑影中躲闪求生一样。但在她又一次得寸进尺肆意刁难我的时候，我的尊严终于使我不卑不亢地回击了她。

    我总以为这只是同事间小小的一次不愉快，并没太放在心上。事实上，我太相信了人心的善意，没多久我就感觉到了四周的寒冷，有一大帮同事突然莫名地对我施行冷暴力，我的一言一行随时都会碰壁，我在休息室午休的小床，也常常被她们拉到靠近门口的地方，东倒西歪。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召集了一帮人整我，但我没有把这事汇报给上司，按我惯常的行事原则，我觉得这样的事最好自己私下解决，况且我新来乍到，在上司面前也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反而显得我多事。我开始以敬而远之的态度应对一切，我尽心尽力地工作，想以工作成绩赢得上司的赏识和同事的尊重，我要以时间来让所有人相信，我不是一个无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心地不善的乡下人。曾经活泼开朗的我在那段时间里变得坚毅而沉默寡言。

    用心险恶的人总是不把人置于死地不罢休。就在我自信工作已初步进入正轨的某一天，主管领导突然找我谈话，说觉得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的心寒到深渊，苦笑着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