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时常提起往事，告诉杨维骏父亲如何爱民爱兵。昆明岗头村村民的牛羊被土匪抢走，杨蓁带兵追了一百多里夺回。

    小学五年级，杨维骏便加入全校抗敌救亡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大学期间，他担任云南大学自治会主席，带领400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之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在策反卢汉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杨维骏谈起少年时光，总会说个不停。“那段日子快乐、充实，我很怀念。”有时，他仿佛还活在那段峥嵘岁月，嘴上挂着“革命”“叛徒”“斗争”这样的字眼。

    此后，杨维骏的意气风发曾一度被消磨。

    1958年，因受费孝通事件牵连，身为云南民盟秘书长的他被打成右派，之后经历“文革”浩劫，他变得慎言慎行。那些年，女儿杨艺的印象里，都是父亲在田间犁地和在书桌上伏案的背影。他很少和妻儿交流，也没有开怀大笑过。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政协副主席。

    杨维骏思考，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省人大会议上，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会损害人民利益。

    也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