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夜，上海徐汇区一栋30平方米的老房子，在蝉鸣中闷热如蒸笼。年幼的胡柯(胡歌原名)蜷缩在双层床的下铺，盯着天花板上晃动的电扇影子。

    母亲抽打他的藤条还立在门后——数学考试79分，差一分到“安全线”，三道血痕在背上随呼吸灼烧。这是他对“死亡”最早的物理认知：疼到极致时，人会幻觉般看见白光。

    这种对痛的记忆在后来的某一天，化作了哲学拷问。

    那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自然课上，当老师随口提到“自然与生命轮回”的话题时，“死亡”一词，像突然从天而降的石块，砸进了胡歌的生命。

    自此，每一个夜晚，他都被卷入无尽的思考中：人死后会去哪里？如果彻底消失，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死亡的感觉是否和睡着是一样的？

    他的心灵陷入了“存在主义”的深渊，黑暗里，黑洞般的恐惧扩张，让他无法逃脱。每晚，他都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盯着天花板，甚至用指甲抠破掌心的皮肤，试图用痛感拯救自己不被恐惧吞噬。

    很难想象，一个八岁的孩子，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死亡。

    三年级时，当9岁的胡歌试图用“你长得像个苹果”赞美同桌女孩时，对方反讥“你全家长得才像苹果”——后来他在散文里写：“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死亡就像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氧化发黑的切面随时会扩散。”

    对于童年时期的胡歌来说，母亲的眼神代表着另一种“死亡”。

    作为中学教师，母亲将30平方米空间改造成纪律森严的教室：成绩单必须压在她备课笔记下，饭桌即课桌，就连胡歌偷看《童话大王》时翘起的二郎腿都会招致钢尺抽打。

    胡歌后来形容这种注视——“像被关进玻璃罐的昆虫”——逼仄的物理空间与窒息的精神规训互为因果，塑造了他“猫一般”的敏感与警觉。正因如此，胡歌对猫的热爱，也成了他自我保护本能的最好体现。

    少年宫朗诵班的何莹老师，最早察觉到胡歌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他很敏感，喜欢安静，有一种不符合幼小年龄的东西，类似于危险的早慧。”

    何莹老师记得，在朗诵班排练《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当其他小朋友在积极表演时，胡歌却突然提问：“如果死亡是火柴熄灭后的黑暗，为什么最后一根要画成粉色？”她记得当时自己愣了一下，未曾给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