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29岁，这一年我被党组织从公社党委二把手提拔为县委副书记、生产指挥部核心小组组长(当时没有县政府)。我没有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母亲，她却从我村党支部书记杨洪春同志口中先知道了。

    一个半月后，我下乡检查生产，顺便回家看望母亲。她见到我并没有多少喜容，而是郑重地、关心地问我：“你提这么快，有准备吗？能干好吗？”我回答母亲，没有思想准备，能不能干好我没保证。母亲说：“你进步我高兴，官当大了，我操心啊!二十几岁怎么能挑起这个担子。”我虽然不全理解母亲为我操什么心，但也猜到了七八分。

    走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吉普车前，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为工作坐车不要紧，如果来家看我，不要坐车，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吧，年轻轻的也累不坏。”我完全明白母亲话里的深意，从此我和爱人回家看母亲都是骑自行车。

    1976年8月上旬，学校暑假期间，我带领全县万名高中以上的学生在牙山搞完造林会战后，想回家看望母亲。记起母亲的要求，便和李明生秘书步行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上午，下午一点半才到家，母亲既欣慰又心疼，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西红柿鸡蛋酸辣汤。

    我没有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在工作上没让母亲为我操心。我们在时任栖霞县委书记陈永义以身作则、一身正气的带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