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那是一种清丽的漂亮，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短短的，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儿子，以后要当法官，要像拉兹那样当法官，保护妈妈”……这是《流浪者》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我妈在团里本是演全本《玉堂春》和《贵妃醉酒》的，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特务、偷公社粮食的地主小姐。这算幸运的了，很多成份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板凳上坐“喷气式”(双手反剪站在凳子上，被人从后面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人一样，妈妈的生活一直充满巨大的不安。记忆中她和爸爸一直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得到改造。她开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装，混迹于一帮孔武有力、大声说话的女工中说笑，她学习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为了配合大家，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改造了。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再就是能住上小时候住过的那种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我妈的父亲是晚清公派留日学生，曾在北师大任教。

    我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