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盆，蛐蛐罐，其实说的是同一类器物，南方称盆，北方称罐。其不同之处在于南方蟋蟀盆壁薄，北方蛐蛐罐壁厚，都是为了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因地制宜而设。南方蟋蟀盆起始较早，宋末周密的《武林旧事》记杭州景象，就曾记录过有专门卖蟋蟀盆的店家。北方蛐蛐罐出现较晚，虽然宣德皇帝曾迷恋斗蟋蟀，但是北方民间成规模的烧造，当系明代晚期万历朝的事。北方烧罐，康熙时期有过一个高峰，康熙帝属于十分敬业的皇帝，本人并不玩虫，但是他曾命宫里孵化蟋蟀鸣虫，以便让春节的家宴溢满生气。道光以降，北方烧造蛐蛐罐的风气延绵不绝，也出现了一些名家。初，以北京为中心，延至清末民初，烧造中心转至天津。所以北方蛐蛐罐又分京路罐和津路罐。两者造型风格略有差异，塘底方式则差异较大。京路罐填土很厚，为的是便于过风，又能保潮；津路罐填土很浅，着眼于避光静养。各有千秋。“秋雨梧桐夜读书”蛐蛐罐即属北罐之京路罐。

    初次知道“秋雨梧桐夜读书”蛐蛐罐，还是在邓之诚的笔记里。邓之诚，字文如，清末举人，民初曾任国史编纂处纂辑，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说起来还是王世襄的史学老师。王世襄就读燕京时，有一回怀揣蝈蝈葫芦进了课堂，不意蝈蝈暖过身来放了叫，屡触不止，惹得课堂上哄堂大笑。邓先生斥曰：是听我讲课，还是听你蝈蝈叫？遂将大玩家逐出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