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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四点，泰安厂里打来电话。爸爸肚子疼，情况严重，疼得几乎休克了。电话里，爸爸几乎没办法说话，我突然意识到“瘤可能破了”。

    爸爸被送进了当地的医院。路上，我接到医院的电话，“你父亲是肝癌晚期，肿瘤破裂，已经进入昏迷期。”

    我惊讶地“啊”了一声。上个月的单位查体，爸爸的肝脏上查出几个瘤，但我们都没在意，以为仅是囊肿而已。

    旁边的表哥夺过电话，气愤地说：“他们正在开车，你这样说，路上出问题，怎么办？”

    “人都这样了，还不能说？”医生也不吃气。

    电话的那边陷入了争吵。

    电话的这边，我妈开始了无休止地唠叨：“你爸爸真要是走了，怎么办？厂里的生意怎么办？”

    车飞奔在高速公路上，那一刻，我很镇定。

    我把女儿交给妈妈，说：“你看好孩子就行了，其他事我来处理。”不知道那一刻，哪来的勇气，我走进了医患谈话室。

    “肝脏肿瘤破裂，造成大出血，目前状态昏迷，今晚是危险期。”医生的话总是生硬、简短，我手没有抖地在病危书上签下了字。

    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宾馆住下。那一晚，我清楚地明白，也许今晚就和爸爸阴阳两隔了，也许明早我还能给爸爸说早安。不管怎样，我要休息好，因为明天将是一场硬战。

    第二天一早，亲戚们也都接到消息赶了过来。妈妈的情绪几乎崩溃。他们一起商量着爸爸的后事，妈妈扔给了我一句话：“你爸爸，不行了。”那会儿，正是寒冬腊月，妈妈的这句话比爸爸突如其来的重病更冷。

    下午，爸爸醒了。亲戚们争先恐后地穿好了隔离衣，想进去看爸爸最后一面。我怒了，把他们都拦了下来。重症监护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