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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我大学毕业。在我到国家部委工作之后不久，爸爸满心欢喜地从山东老家来看我，想要感受一下儿子带给他的荣光。

    当时我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我只能把爸爸安排在附近的旅馆，那是一家地下旅馆。

    这是一个与老人家传统意识、近期想象、来时预期全面冲突的安排。在去旅馆的路上，老爸满脸的失落，看得出他内心一直在激烈地斗争，体会着儿子的不近人情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所带给他的惊诧。

    在地下室刚刚坐定，爸爸终于还是开口了：“儿子，你就让你爹住地下室啊？家里人都说你在国务院工作，风光得很呢!怎么老爹来北京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爸爸的话，显然刺痛了我，我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北京，恰如我也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基层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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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之后，我终于赶上了机关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欢欣之余，让我忐忑的是，按照既定的分房方案，我的分房资格还有待核准。

    在找了分房办数次无果的情况下，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我给分管副部长写了一封有生以来最煽情的“求房信”： “……每当我加班很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