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熹文

    我帮朋友大白整理行李。为了省下一笔昂贵的住宿费，大白从一个自带浴室和卫生间的房间，搬去一个远郊的偏僻老房子里，她把所有行囊塞进那辆掉漆的二手本田车，大包小包紧紧贴在车窗上，油门一踩，锅碗瓢盆叮当作响，那是她全部资产奏出的交响乐，仿佛正唱出一场悲壮的迁徙。

    大白搬去的新家，整个房间只装得下一张单人床，简陋的铁皮床架抵着发黄的墙壁，天花板的角落里藏着斑斑霉点，脚底那层被踏到薄薄的旧地毯，散发出长年累月的咖喱味。我环顾着整间房子廉价又陈旧的摆设，余光碰撞着五十几岁的女房东。那个干瘪瘦小的女人，像是一只失掉水分的果子，有着枯柴般的手臂和鹰一般的眼睛，在一栋年久失修的房子里神出鬼没。

    这大概是新西兰最冷的一个冬天，窗外的杂草也蒙上一层霜色，破旧的木房子在狂风中吱吱作响，我担忧地问大白：“这地方看起来那么冷，你确定要住下来？”大白没空抬头看我，麻利地在铁架床上垫上几层褥子，顺手往窗沿边摆了一株绿萝，嘟囔说：“这就好了，看起来暖和多了。”

    那株绿萝，姿态茂盛地生长着，还真有点春天的味道。

    几个月前大白突然和我说，她终于攒好读书的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