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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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我出生在吉林延边的小乡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3岁那年，刚进入腊月，我就开始发烧，接连5天高烧不退，水米不进。我妈整日整夜地抱着我，用毛巾包着冰雪为我降温，但根本不管用。那个年代，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全靠自己扛过去。

    村里的老人说，我这是被妖魔附了体。在农村，夭折的孩子是不能安葬的。所以，就连把我扔在哪道山岗，他们都替我父母选好了。

    我妈不肯放弃。爷爷奶奶和爸爸拗不过她，只好拿出家里的最后一点钱请来神婆，给我叫魂。

    钱花了，神婆请了，我却开始口吐白沫，脉搏也几乎摸不到了。神婆开始推卸责任：“这是阎王定好的命数，谁也拉不回来。这孩子再不送走，全村人都会遭殃。”

    爸爸妈妈用新棉被将我包裹起来——这是他们能力范围内，为我进行的“厚葬”。在山脚下，我妈流着泪对我爸说：“你在这儿等着，我想跟儿子再说几句话。”

    我爸始终没等到我妈——我妈抱着我翻山越岭地逃走了。那一年，我妈26岁，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从黎明到深夜，我妈只管朝最宽的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