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与人民公社的较量
刘庆兰是安徽省原宿县褚栏公社(现宿州市褚兰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却有一番极不平凡的经历。正是这番经历让他的命运与安徽的“责任田”的历史紧紧连在了一起。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全省农村推行“责任田”，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主持起草省委文件《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这是“责任田”最早的名称——引者注)的意见》，文件的开头这样写道：“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文件列出三条理由，其首要一条就是：“宿县一位老农的建议。”文件说，“他向我们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
一个老农民的建议写进了省委文件，成为推行一项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罕见的。
不一般的老农民
褚栏是宿县最北的一个公社，沿着皖苏两省边界有一列东西走向的低矮山丘，其中有一座叫虎山，海拔只有150多米，刘庆兰所在的小王庄就在虎山脚下。虎山上乱石荒草丛中杂有一片片的零星的“鸡窝土”，土层很薄，又没有水源，只有在多灾之年，有些少地无地之人才上山开垦这些小片山荒种些小杂粮。
刘庆兰出生于当地农家。他勤劳能干，发家致富的梦想火热，除种地外，还经营磨芝麻香油等副业。他年轻时曾在旧军队里当了几年兵，之后几十年虽然一直种地为生，但社会阅历比一般人广。他说：“我这个人经过了三个朝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当过日本的亡国奴，旧社会啥滋味都尝过。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掌天下，才有庄稼人过的日子。”
1956年，冯楼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公了。刘庆兰被群众运动卷进了高级社，但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合作社的弊端暴露出来：他自己亲手喂养的膘肥体壮的牲畜，交给合作社后日见瘦弱；许多农户把积攒的肥料拼命往自留地里拉，社里的庄稼淹没在草丛里却没人去锄，收到场上的粮食有人往自己家里偷。刘庆兰提意见不被接受，干部们反说他“多管闲事”。他深感失望，逐渐看清了这样的“大呼隆”，不是种庄稼的正道。他更感到自己入了高级社，失去了土地，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有力气没处使。合作化彻底堵死了他勤劳致富的道路。于是他横下心来，毅然决然离开家庭及高级社，独自一人上虎山开荒去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庆兰的第二个儿子刘志立，因为原先在蚌埠皮革厂干活得了肺结核被辞退，现在的单位也不愿意要他，回到了生产队养病。这导致很多人的不满，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不愿白养30岁左右的病人。万般无奈的刘志立在大队干部的指点下，也上了虎山。
虎山不是世外桃源。刘庆兰刚上山就有人说他是对抗合作化，上山“单干”去了!要求把他弄下山来。但合作社的干部并不太看重这件事，就推说他已过60岁，不算社员了，合作社管不了他。“大跃进”、公社化一起，农村形势更“左”，刘庆兰开荒也有了收获，有些人眼红起来，说队干部受了刘家的好处，包庇纵容他。但社队干部们还是没有强制他下山，只是提出让他给队里交点粮食，堵住众人的嘴。刘庆兰欣然接受。
虎山上的奇迹
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荒山上开荒种地，自食其力，日子必定是非常艰辛的。我没能亲见刘庆兰老人在山上的生活。所幸刘志立还健在，他向我们讲述了父子俩的艰苦经历。
刘志立说：“我上山时我父亲夜间还住在山下家里，天天早出晚归，中午饭带着馍馍和一壶凉水在山上吃，日子过得又累又苦。我上山后就决心在山上搭个住处，安营扎寨。我们就地取材，用石块石板垒墙，再从山下拉了些秫秸和麦秸铺上顶，盖起了两间小窝棚，就在山上安下了家。但山上没水，就每天下山去挑，挑一趟来去要跑上六里山路。下雨天就用盆子接雨水吃，下雪天就铲雪化水吃用。我们还把一盘小石磨拉上山，下雨天不能下地，我就抱磨棍一转一转地推，把粮食磨成面，麸皮留着喂鸡。我们还养着一大群鸡、几只羊。那十几亩地，全是一抓钩一抓钩地刨出来的。开垦荒地主要用冬季农闲时间。冬天里天短夜长，有月亮的夜间也干。山上风大天寒，手冻肿了，脚冻裂了，也不停工。夜间刨地，獾子、黄鼠狼在我面前窜跳。那几年我们爷俩只有这些小动物来作伴了。”
头两年，刘庆兰凭一双手养活了自己。刘志立的肺结核病也因在山上空气清新，劳逸适度，又有饱饭吃，一两年后不治自愈，身体日益强壮。
1961年5月中共宿县县委的调查材料详细记录了1958年后，刘庆兰父子在山上垦荒的收获情况及向集体上交粮物的具体数字——
1958年：开垦荒地10亩，当年收入粮食2184斤，交给生产队734斤。
1959年山上收入粮食2400斤，交给大队900多斤，还卖给供销社60多斤籽棉。
1960年，刘庆兰父子开荒地达16亩，收粮3000斤，上交给大队粮食1473斤。另外还交给大队芝麻17斤，胡萝卜种子7斤，还有现金60元和一只羊。而山下饿死很多人，大批社员外流。
通过山上山下三年多的较量，集体生产失败了，人民公社有那么多的“优越性”，却没能干过老人和病汉子。按说集体该认输了。但这时仍有社员说风凉话，认为刘庆兰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要个人致富。
省委书记为他正名
1960年12月，安徽省委抽调省直机关千名以上干部，组成很多工作组，分赴各地区各市开展和指导反五风运动。水利厅厅长孙韵和被派驻褚兰公社蹲点。这位学者型的厅长听说了刘庆兰的事情后有点好奇，多次来到虎山考察，但对刘庆兰走的是什么道路他也难以给定论，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带队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祚荫。不久，张祚荫见到了刘庆兰，刘庆兰对他说出几句很平常但又令人警醒的话：“快把田地分给各家社员耕种吧!要是再这样大呼隆下去，连城里的干部也会饿肚子的。”
刘庆兰的话很快传到了省委书记曾希圣的耳朵里。那时候，安徽全省的粮食短缺问题都很严重，曾希圣也一直在寻找一条出路。刘庆兰的事迹让他的思路开始清晰，马上召开了省委常委会，会上讨论并决定推行责任田制。
次年3月18日，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小范围试验责任田。4月23日，曾希圣在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大谈刘庆兰的事迹和建议，并肯定刘庆兰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此次会议后，全省掀起推行责任田制的高潮。
摘编自《炎黄春秋》 (陈大斌)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全省农村推行“责任田”，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主持起草省委文件《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这是“责任田”最早的名称——引者注)的意见》，文件的开头这样写道：“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文件列出三条理由，其首要一条就是：“宿县一位老农的建议。”文件说，“他向我们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
一个老农民的建议写进了省委文件，成为推行一项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罕见的。
不一般的老农民
褚栏是宿县最北的一个公社，沿着皖苏两省边界有一列东西走向的低矮山丘，其中有一座叫虎山，海拔只有150多米，刘庆兰所在的小王庄就在虎山脚下。虎山上乱石荒草丛中杂有一片片的零星的“鸡窝土”，土层很薄，又没有水源，只有在多灾之年，有些少地无地之人才上山开垦这些小片山荒种些小杂粮。
刘庆兰出生于当地农家。他勤劳能干，发家致富的梦想火热，除种地外，还经营磨芝麻香油等副业。他年轻时曾在旧军队里当了几年兵，之后几十年虽然一直种地为生，但社会阅历比一般人广。他说：“我这个人经过了三个朝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当过日本的亡国奴，旧社会啥滋味都尝过。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掌天下，才有庄稼人过的日子。”
1956年，冯楼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公了。刘庆兰被群众运动卷进了高级社，但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合作社的弊端暴露出来：他自己亲手喂养的膘肥体壮的牲畜，交给合作社后日见瘦弱；许多农户把积攒的肥料拼命往自留地里拉，社里的庄稼淹没在草丛里却没人去锄，收到场上的粮食有人往自己家里偷。刘庆兰提意见不被接受，干部们反说他“多管闲事”。他深感失望，逐渐看清了这样的“大呼隆”，不是种庄稼的正道。他更感到自己入了高级社，失去了土地，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有力气没处使。合作化彻底堵死了他勤劳致富的道路。于是他横下心来，毅然决然离开家庭及高级社，独自一人上虎山开荒去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庆兰的第二个儿子刘志立，因为原先在蚌埠皮革厂干活得了肺结核被辞退，现在的单位也不愿意要他，回到了生产队养病。这导致很多人的不满，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不愿白养30岁左右的病人。万般无奈的刘志立在大队干部的指点下，也上了虎山。
虎山不是世外桃源。刘庆兰刚上山就有人说他是对抗合作化，上山“单干”去了!要求把他弄下山来。但合作社的干部并不太看重这件事，就推说他已过60岁，不算社员了，合作社管不了他。“大跃进”、公社化一起，农村形势更“左”，刘庆兰开荒也有了收获，有些人眼红起来，说队干部受了刘家的好处，包庇纵容他。但社队干部们还是没有强制他下山，只是提出让他给队里交点粮食，堵住众人的嘴。刘庆兰欣然接受。
虎山上的奇迹
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荒山上开荒种地，自食其力，日子必定是非常艰辛的。我没能亲见刘庆兰老人在山上的生活。所幸刘志立还健在，他向我们讲述了父子俩的艰苦经历。
刘志立说：“我上山时我父亲夜间还住在山下家里，天天早出晚归，中午饭带着馍馍和一壶凉水在山上吃，日子过得又累又苦。我上山后就决心在山上搭个住处，安营扎寨。我们就地取材，用石块石板垒墙，再从山下拉了些秫秸和麦秸铺上顶，盖起了两间小窝棚，就在山上安下了家。但山上没水，就每天下山去挑，挑一趟来去要跑上六里山路。下雨天就用盆子接雨水吃，下雪天就铲雪化水吃用。我们还把一盘小石磨拉上山，下雨天不能下地，我就抱磨棍一转一转地推，把粮食磨成面，麸皮留着喂鸡。我们还养着一大群鸡、几只羊。那十几亩地，全是一抓钩一抓钩地刨出来的。开垦荒地主要用冬季农闲时间。冬天里天短夜长，有月亮的夜间也干。山上风大天寒，手冻肿了，脚冻裂了，也不停工。夜间刨地，獾子、黄鼠狼在我面前窜跳。那几年我们爷俩只有这些小动物来作伴了。”
头两年，刘庆兰凭一双手养活了自己。刘志立的肺结核病也因在山上空气清新，劳逸适度，又有饱饭吃，一两年后不治自愈，身体日益强壮。
1961年5月中共宿县县委的调查材料详细记录了1958年后，刘庆兰父子在山上垦荒的收获情况及向集体上交粮物的具体数字——
1958年：开垦荒地10亩，当年收入粮食2184斤，交给生产队734斤。
1959年山上收入粮食2400斤，交给大队900多斤，还卖给供销社60多斤籽棉。
1960年，刘庆兰父子开荒地达16亩，收粮3000斤，上交给大队粮食1473斤。另外还交给大队芝麻17斤，胡萝卜种子7斤，还有现金60元和一只羊。而山下饿死很多人，大批社员外流。
通过山上山下三年多的较量，集体生产失败了，人民公社有那么多的“优越性”，却没能干过老人和病汉子。按说集体该认输了。但这时仍有社员说风凉话，认为刘庆兰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要个人致富。
省委书记为他正名
1960年12月，安徽省委抽调省直机关千名以上干部，组成很多工作组，分赴各地区各市开展和指导反五风运动。水利厅厅长孙韵和被派驻褚兰公社蹲点。这位学者型的厅长听说了刘庆兰的事情后有点好奇，多次来到虎山考察，但对刘庆兰走的是什么道路他也难以给定论，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带队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祚荫。不久，张祚荫见到了刘庆兰，刘庆兰对他说出几句很平常但又令人警醒的话：“快把田地分给各家社员耕种吧!要是再这样大呼隆下去，连城里的干部也会饿肚子的。”
刘庆兰的话很快传到了省委书记曾希圣的耳朵里。那时候，安徽全省的粮食短缺问题都很严重，曾希圣也一直在寻找一条出路。刘庆兰的事迹让他的思路开始清晰，马上召开了省委常委会，会上讨论并决定推行责任田制。
次年3月18日，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小范围试验责任田。4月23日，曾希圣在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大谈刘庆兰的事迹和建议，并肯定刘庆兰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此次会议后，全省掀起推行责任田制的高潮。
摘编自《炎黄春秋》 (陈大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