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麟

    一

    1945年冬天，我和妻子在绍兴老家成亲。婚后，妻子对我说：“我们的婚姻真是上天注定。要不是我家从上海迁回故土，要不是我来镇上外婆家做客，要不是上海沦陷你回乡暂避，要不是李先生从杭州逃难过来开个书房，要不是我们进书房同窗共读，哪能走到一起？这就是‘缘!”我补充道：“还是多亏你那张纸条，要不，纵使我们有‘缘，也是无‘分的。”

    说起那张纸条，还得追溯至1941年。那年冬天我回到老家，听说镇上来了位先生讲授《古文观止》，闲来无事，我便去那里听课。书房里七八个同学多是镇上街坊，唯独她与我素昧平生。说来也怪，我在上海見的姑娘多了，对谁都不曾在意过，初见她却似故交重逢，感到几分亲切，上课时便多看了她几眼，一不小心，就和她的目光触碰到一起。原来她也在悄悄瞅我!

    书房里众目睽睽，我俩无单独交谈的机会。直到有一天课间休息，四下无人，她塞给我一张叠得指甲般大小的纸条。回家路上，我在心跳加速中展开一看，娟秀的蝇头小楷映入眼帘：“我想和你一起复习英文，如不嫌弃，每天下午请来外婆家，那里很清静。”我一连看了几遍，欣喜至极。当天午后，我们便在一起念原著《一千零一夜》。

    尽管初交，我俩却有说不完的话，耳鬓厮磨，萌生爱慕，终于走到了一起。后来，我总拿纸条这事取笑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