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的“勋章”

    2002年，从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后，蒙曼回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成了一名教师。

    第一学期，学校为她安排了三门课，蒙曼每天备课到凌晨，有时竟不觉“东方既白”。尽管卷帙浩繁的史料已烂熟于心，但她不想只当一个历史的“搬运工”，她一直记得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说过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她希望埋于“故纸堆”里的历史能鲜活起来，立体起来，生动起来，以一种更普世的价值，呈现出为当代青年人所能镜鉴的意义。

    历史的天空有上下五千年的沧桑与凝重，有改天换地的慷慨激昂，但亦有积淀无数的哲思与智慧，她希望能在纵横捭阖间，也在举重若轻中，去引导学生触摸历史的脉搏，去感知文化的力量。

    “我在教案上精心标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句什么话学生们爱听，那个地方要说一个什么笑话大家会笑。”为了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她甚至给同宿舍非历史专业的朋友试讲：“看见她笑了，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成了。”

    因此，她的课堂语言不佶屈聱牙，不故作深沉，学生听她的课轻松愉悦，却受益匪浅，但没人知道那些妙趣横生的“梗”都是她殚精竭虑琢磨出来的，所谓“游刃有余”，也是对着镜子一遍遍练出来的：“临场发挥有，但不能全指望临场发挥。”

    对蒙曼来说，在教室里讲课和在电视上讲课差别不大。对于一个认真到近乎自虐的师者而言，她想让自己的每一次登台都争取达到“万无一失”。最初上百家讲坛，每讲一集之前，她都要将父母当成观众去排练，哪怕录制前夜才写好详案，也要赶在凌晨四五点钟先给父母试讲三四遍，然后才敢出门。一个能将学生与观众的认可当作“勋章”的人，没有理由不虔敬于业。

    在这一点上，蒙曼与父母如出一辙。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除了市区和县城中学有英语课，乡下的中学基本上是没有英语教师的，这意味着当地学生高考要比外地学生少一门课的分数。蒙曼的父母当年作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被紧急抽调去培训乡村英语教师。

    父亲到了乡下后，因为喜爱文学，转成语文老师。在蒙曼的印象中，父亲讲课潇洒至极：教古文时，从不带课本，在很多人看来仿佛是“天书”的文言文，他每次都是得心应手地背着讲，背着写。

    父亲无疑是博闻强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