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第二年，我才16岁，考上了县中学。县城离我家一百多里，进城得翻一座大山，还要经过一个叫西埠的小镇，得住上一夜第二天才能赶到城里。

    刚过小年，我又一次路过那座小镇，踏着红红绿绿的鞭炮纸屑，我走进镇东头的那家小旅馆，瘦得像猴精一样的老板热情地把我迎进屋，照例把我安排在靠西边的那间小屋里。

    屋子里有两张床，在我来之前已经住进一位。他一定是太累了，早早地躺下，用被子蒙住脸，一件青灰色的长衫搭在床头的衣架上，上面还有斑斑点点的泥污。

    听见有人声，他马上坐起，像看见老熟人似的说：“来啦!”我点点头，问他从哪来，做什么的。他说他是城里丝绸店的伙计，进山讨债路过这里。

    他斜靠在床梆上，背光，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感觉到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脸上浮现出一触即发的笑容。他很爱说话，不用我问，便说他的老板是怎么样地相信他，兵荒马乱的年月，竟叫他这个19岁的娃子去要账，让他带着这么多的钱到处跑。问他这回要了多少，他伸出一个巴掌：“500光洋!”我把舌头一伸，问：“你不怕路上被人抢了?”

    “当然怕啰，所以天还没黑就住了店。”

    “钱呢?”

    “存在老板的柜子上。”他说这家老板和他们丝绸店老板是老乡，结拜过兄弟。他每次路过都住在这里，安全，踏实。

    他哪来那么多话，就像小河里的水，哗哗地淌个不停。赶了一天路，我太疲倦了，就在他喋喋不休地诉说时，我已经失去了知觉。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我还不时地“嗯”了一下，表示在听，其实，我早就在西湖上划船了。

    下半夜，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一扑棱爬起，见那小伙计已经立在我的床前，推推我：“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