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风凛冽的一月的夜晚，医院里通常都是静悄悄的，有种暴风雨袭来前让人坐立不安的宁静。

    我站在7楼的护士值班室里，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现在是晚上9点。我抓起一个听诊器套在脖子上，径直往712病房走去。那是走廊最末端的一个病房。712病房新来了一位病人威廉斯先生，一个孤独的老人。他很奇怪，对自己的家人只字不提。

    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威廉斯先生期待地抬起头来，但当他看见进来的只有我——他的护士——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眼睑又垂了下去。我将听诊器按在他的胸口，仔细听。强劲、舒缓的跳动声，正是我希望听到的那种。现在几乎看不出他几个小时前曾发作过心脏病。他从铺着白床单的硬挺的病床上抬起头来。“护士，你愿意……”他含着眼泪犹豫地说。此前有一次，他也想要求我做什么，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我轻轻地碰了碰他的手，等待着。他擦去挂在脸颊上的一滴眼泪：“你愿意打个电话给我女儿吗？告诉她我得了心脏病，轻微的。你瞧，我一个人单住，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我把插在他鼻孔里的氧气管的流量调高。“当然，我会打电话给她的。”我一边说一边观察着他的脸。他抓住床单，向前拉了拉，脸部因迫切希望而紧绷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