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进法院，血气方刚，豪情万丈，以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第一次接触死刑案件时，我并不是承办人。合议庭当时正讨论一起故意杀人案，凶手是一名在酒吧与人起了争执的青年男子，他一怒之下，回家拿刀捅死了对方。

    合议庭内部形成两种意见：一方认为被告人属于激愤杀人，罪不当诛；一方认为被告人蓄意杀人，其罪可诛。我的意见是，被告人是在与人起了争执后，返回家中取刀，应该不属激动杀人，而且主观恶性严重。这种意见得到多数人赞成，并被合议庭采纳，那名被告人也最终被判了死刑。

    不久，二审与复核结果下来，上级法院维持原判，被告人被押赴刑场执行。

    那一天，我也去了。站在刑场，我见到那个青年。那一刻，我突然懊悔莫名，内心反复问自己：“他，真的该处死吗?”这是一位文弱、清秀的年轻人。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惶恐。

    判他死刑，在法律上没有错误，可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就会那么懊悔?是那双眼睛么?

    自从那次以后，只要是死刑案件，在我未亲眼见到被告人的情况下，我再也不敢轻易表态。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明白“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这句话的含义。当我审理死刑案件时，只要我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我都不会做出死刑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