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汶川地震报道，心情与多数同行有所不同，因为我是唐山人。

    1976年7月28日凌晨，蓝光闪过之时，我两岁。我自己就是被人从废墟下抱出来的，我的奶奶则是当时24万遇难者之一。

    汶川地震发生时，我刚参加完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报道4天，正在拉萨休整。我立即向单位领导请求赶赴震区，但一开始未获批准。考虑到我刚刚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待了20多天，领导要求我先好好休息。

    然而，听到与唐山大地震相同的7.8级震级(早期对汶川地震震级的测定)，看到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我坐立不安，再次向领导请战，最后请求他批准我到成都“休假”。领导受不了一个大地震幸存者的“哭喊”，只得勉强同意。我立刻从拉萨飞往四川。

    5月15日晚，新华社汶川地震前方报道指挥中心决定派我赶往震中映秀镇。第二天上午，我和一位同事、两位志愿者从成都出发了。映秀见闻已反映在其他稿件中，在这里我只记下向目的地进发途中一些经历和感受，因为那是一次迷惘、艰难和震撼之旅。

    “偷渡”紫坪铺水库

    ——跨出关键一步

    汶川县映秀镇距成都75公里，前55公里都可以行车，但由于剩下的路段当时尚未打通，最后20公里我们足足走了22个小时。

    汽车到都江堰就走不动了，为确保救援队和物资及时运往灾区，军警官兵封锁了通往前方的唯一路口。我们只好把汽车存放在一户老乡院里，租了辆农用三轮车，绕小道继续前进。即使这样，也只能再走9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