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地坐以待毙
在面对疾病时，有一些人给我们展现了如何“采用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有的是像贝多芬一样强硬，人们把这叫做“肉体的勇气”；有的尊严地选择自己面对死亡的科学方式，人们把这叫做“智力的勇气”。
在英国著名播音员约翰·戴蒙德看来，并非人人都要成为抗癌勇士。他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他没把自己描述成那种勇敢的英雄人物，但也绝非一个倒霉蛋、“可怜的我”。他坦白了一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太正面的细节，比如他在宴会上用自己的病作为武器，他经常爆发愤怒，同时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
“我很蔑视许多人给癌症强加的战争比喻。我的憎恶、我的反感，其实与和平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憎恶它背后的道德意义：只有那些和癌症英勇斗争的人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理应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和癌症英勇斗争的，则活该失败。”
他47岁时死于癌症。在传统的意义上，在我们大家赋予对抗癌症的战争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抗癌勇士”，他没去参加这场和疾病的战争。但是，他一直坚持着一种“智力的勇气”。
约翰·戴蒙德给人们展现的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智力原则，选择自己面对疾病的态度。面对疾病，做回自己。他没有怒斥光明的消逝，没有怒斥凶险的癌症，没有怒斥残酷的命运。他只是在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
也许有人会问，他为什么至死都要捍卫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实证？因为他希望能保卫医学，与它的伪劣对手作斗争。这些伪劣对手惟一的武器就是被人们传来传去的“医学轶事”和“医学奇迹”。尽管他很清楚。虽然医学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要死去。他坚持的是一种“智力的勇气”。
自己去选择，而非别人教你怎么去选择，暗示你怎么去选择，这是一个智慧的病人。即使是坐以待毙，也是自己选择的坐以待毙。
选自《视野》, 百拇医药(讴 歌)
在英国著名播音员约翰·戴蒙德看来，并非人人都要成为抗癌勇士。他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他没把自己描述成那种勇敢的英雄人物，但也绝非一个倒霉蛋、“可怜的我”。他坦白了一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太正面的细节，比如他在宴会上用自己的病作为武器，他经常爆发愤怒，同时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
“我很蔑视许多人给癌症强加的战争比喻。我的憎恶、我的反感，其实与和平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憎恶它背后的道德意义：只有那些和癌症英勇斗争的人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理应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和癌症英勇斗争的，则活该失败。”
他47岁时死于癌症。在传统的意义上，在我们大家赋予对抗癌症的战争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抗癌勇士”，他没去参加这场和疾病的战争。但是，他一直坚持着一种“智力的勇气”。
约翰·戴蒙德给人们展现的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智力原则，选择自己面对疾病的态度。面对疾病，做回自己。他没有怒斥光明的消逝，没有怒斥凶险的癌症，没有怒斥残酷的命运。他只是在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
也许有人会问，他为什么至死都要捍卫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实证？因为他希望能保卫医学，与它的伪劣对手作斗争。这些伪劣对手惟一的武器就是被人们传来传去的“医学轶事”和“医学奇迹”。尽管他很清楚。虽然医学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要死去。他坚持的是一种“智力的勇气”。
自己去选择，而非别人教你怎么去选择，暗示你怎么去选择，这是一个智慧的病人。即使是坐以待毙，也是自己选择的坐以待毙。
选自《视野》, 百拇医药(讴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