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乘2等于几?”

    “4。”这个刚刚转学来的孩子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4。”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就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不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下课铃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了?”

    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4，夫人’。”

    70年后，他这样回忆当初；“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或集体服从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二十出头的他是电台播音员，老板冲进办公室向他大叫：“赶快播!市政大厅着火了，三个人跳下来了，都死了，我夫人刚给我打的电话，赶快!”

    他抓起电话，要向消防队核实一下。

    “你不用核实，我夫人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