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咒

    十年前，我去采访石马街一位老太太。

    那年她77岁。1947年的秋天，23岁的她与21岁的表弟结婚。他们的婚事是双方父母多年前的约定。结婚18天后新郎去邻县办事，后来便随大哥、二哥去了台湾，从此不得再见。此后的六十多年中，她做梦都想见到丈夫，直把一头青丝熬成银发。

    这不是小说。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现实。

    她丈夫的确在台湾，也曾在去台湾后给她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丈夫告诉她“回来遥遥无期，不要等我，你另寻幸福”。但她认为分别是暂时的，是战争造成的，丈夫一定会回来。她说，他走的那天早上，还笑着对她说，你在家，要好好照顾老人，我办完事就回来。

    新婚18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在她40岁时，石马街组织妇女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竟仍是处子之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她丈夫与石马街的亲戚屡通音讯，却没有给她任何消息。他对她这种铁铸般的死默，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她要去台湾，要找到他，要问问他。

    这无法实现。我想。

    老太太满脸皱纹，但面目可亲，没有丝毫我想象的怨妇神情。她始终微笑着向我回忆，即使说到断肠处也不落泪，真是坚贞。她家摆设简陋，连电视也没有，卧室的墙上挂着几个木制相框，每个相框里面都是丈夫的照片，都是同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丈夫寄给石马街的亲戚的，她要了来翻拍、放大的。照片里的人五十多岁的样子，五官端正，带着黑框眼镜，微胖的，没有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