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城市里总能见到这样一类游走匠人——他们背着一个简陋的木架街行巷现，架子上分格装着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他们一边走一边招徕生意：“镶——窗户!镶——镜框!镶——相框!”

    他们被叫做“玻璃匠”。

    有时，人们甚至直接这么叫他们：“哎，镶玻璃的!”

    他们一旦被叫住，就有点儿钱可挣了。或一角，或几角。

    总之，除了成本，也就是一块玻璃的原价，他们一次所挣的钱，绝不会超过几角钱。一次能挣五角钱的活，那就是“大活”了。他们一个月遇不上几次大活的。一年四季，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冒酷暑，顶严寒，为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大抵是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拒在体制以外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便是那年代的一名玻璃匠，他的父亲有一把德国造的玻璃刀。那把玻璃刀上的钻石，比许多玻璃刀上的钻石都大，约半个芝麻粒儿那么大。它对于他的父亲和他一家，意味着什么不必细说。

    有次我这位朋友在我家里望着我父亲的遗像，聊起了自己曾是玻璃匠的父亲，聊起了他父亲那一把视如宝物的玻璃刀。我听他娓娓道来，心中感慨万千!

    他说他父亲一向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他十岁那一年，他母亲去世了，从此他父亲的脾气就更不好了。而他是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