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五四时代，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访问、讲学(1920年)，他看到蜕变中的中国，他所接触的知识分子充满对于新事物追求的热忱，放眼世界、广纳新知。他在回国之后发表《中国问题》一书(这本书有多种中译本，1996年在上海学林出版的为佳)，提到中国当时的问题，主要总结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这三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不过他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的连锁反应。看来最根本的还是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还包含了制度及其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一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制度里的金融体制及其商品经济，逐渐从人的脑海里渗透到精神领域中，对于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挽救乏力，也少有人做深沉的反思。庄子《天运》篇中曾用汲水的桔槔作喻，比喻制度是被人所牵引的，不是牵引人的。“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人是主体，制度是为人而设的，所以《庄子》说：“礼仪法度应时而变。”今天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以消费刺激生产，使得人人过着负债的生活；一旦还债的能力和信任发生问题，便会导致整个金融体制的崩解。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还是与文化问题相关。不过，近来对干资本主义进行反省的舆论，在欧美世界偶有听闻，但并未深入到文化问题的层面。让我们重回罗素当年的提示：

    “从人类整体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 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延续数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