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场13亿人民的健康保卫战
在一个渐进式发展的国度里，每次先行者的尝试都是惹人注目的。9月《广州市控烟吸烟条例》正式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控烟立法”。
不仅上海和广州一线城市开始尝试，哈尔滨、沈阳、天津、兰州、南昌等城市也正在推行无烟立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自2011年1月起，我国应当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
全国禁烟的风潮即将到来。
中国现有烟民3.5亿人，被动吸烟的人数高达5.4亿，每年由于吸烟造成的死亡达到120万人左右。如果由中国吸烟者组成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口将占到世界第三。在这个虚拟国度里的人们，他们一生中都至少有三次以上更改国籍的打算——戒烟。
但是成功者始终是少数。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被动吸烟受害群体。控烟不只是健康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是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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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欠缺《控烟法》
2003年11月，中国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成为第77个签约国。《公约》于2006年1月在中国正式生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8条对“防止接触烟草烟雾”作出明确规定，要求缔约国家采取和实行有效的立法。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已有多个国家和数百个地区成功地实施了相应法律，要求几乎所有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实现“100%无烟化”。但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尚未出台全国性控烟法规，本次广州控烟《条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执行力如何，仍然多方存疑。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各国有无烟环境规定的执行情况得分”显示，满分10分中，中国的得分仅为1分，远远落后于其他公约缔约国。这1分还是来自国内在大中学校禁烟方面所做的工作。大众对烟草危害及控烟工作的认识水平不够、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利益集团的抵制等，都对立法实践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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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倡导把“控烟”列入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升“控烟”的政治诉求。
全国控烟立法小组课题负责人、首都医科大学崔小波教授指出，全国性“控烟法”的出台，不仅可以确立控烟工作的基本原则及要求，为地方法规的制定提供参照，还能保护不吸烟者维护自身健康的权利。此外，全国性控烟法的出台，将对烟草企业发挥限制作用。
是控烟，更是商业博弈
吸烟和禁烟就像孪生兄弟，从烟草的发展历史来看，从1950年代出现大规模的反吸烟活动后，1960年代起控烟运动席卷全球。作为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之一，中国也参与其中，但遗憾的是，每一次大的禁烟活动都伴随着烟草业的发展。
中国控烟之难不仅在于吸烟者为数众多，更在于中国特殊的体制——烟草行业政企合一，由烟草公司来主导控烟。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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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行业的最高行政管理部门为国家烟草专卖局，而中国烟草总公司则是负责全国烟草产供销的经济实体，但两者实质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具有行政职能，又承担经营任务。政企不分的体制产生了一个矛盾：《公约》于2006年1月9日正式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局一方面肩负立法和敦促禁烟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又承担促进中国烟草产业发展，增加生产销售的职责。
当然，在中国，控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远不是一个国家烟草专卖局职能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烟草行业已经成为各地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撑。2008年，烟草第一大省云南的烟草税收占全省财政的48.8%，第二大省湖南占28.9%，贵州占22.9%。再细分到一些地市，烟草甚至占据安徽省蚌埠和滁州市当地财政收入的70%以上。
在全球普遍禁止烟草广告时，中国的烟草广告仍然大行其道。
从“山高人为峰”的红塔到“万牛奔腾”的红河，从“胜利之鹰”的大红鹰到“实干闯未来”的广东五叶神，从“成就价值成就你我”的芙蓉王到“天时地利和为贵”的白沙新品，大众在电视上几乎可以看到国内所有主要烟草品牌。
, 百拇医药
与强大的烟草商业宣传相比，控烟宣传微乎其微。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缺位，比禁烟更紧迫
香烟是健康杀手，也是解压方式，如何填补禁烟后的解压空白，是个文化课题。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讨论根治“鸦片”的文章《去毒篇》中锋利地写道：“古人之疾，饮酒田猎，今人之疾，雅片赌博……然则我国民今日之有此疾病也何故?吾人进而求其原因，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雅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术也。”
当年的鸦片，今天的香烟，都是王国维所说的“慰藉之术”，它们虽不好，却是陌生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如果立即禁止，且不说执行力的问题，如何替换禁烟后交际手段的缺乏呢?
王国维为清末根治鸦片想了两个办法：下等社会依靠宗教，在身心苦闷之外还有一个光明永久的快乐世界；上流社会推广美术(即艺术)，慰藉空虚，很像蔡元培讲的“美育”，艺术是上流社会的宗教。可惜，王国维先生的两个办法，都是大文化工程，祛除毒害，文化寻根，并非一日之功。
广州禁烟是中国全面控烟的“鸣镝”，如何打造政府、社会、个人的全方位禁烟模式，不是简单口号和具文空谈，而是一场13亿人民艰巨的健康保卫战。, 百拇医药
不仅上海和广州一线城市开始尝试，哈尔滨、沈阳、天津、兰州、南昌等城市也正在推行无烟立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自2011年1月起，我国应当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
全国禁烟的风潮即将到来。
中国现有烟民3.5亿人，被动吸烟的人数高达5.4亿，每年由于吸烟造成的死亡达到120万人左右。如果由中国吸烟者组成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口将占到世界第三。在这个虚拟国度里的人们，他们一生中都至少有三次以上更改国籍的打算——戒烟。
但是成功者始终是少数。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被动吸烟受害群体。控烟不只是健康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是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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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欠缺《控烟法》
2003年11月，中国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成为第77个签约国。《公约》于2006年1月在中国正式生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8条对“防止接触烟草烟雾”作出明确规定，要求缔约国家采取和实行有效的立法。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已有多个国家和数百个地区成功地实施了相应法律，要求几乎所有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实现“100%无烟化”。但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尚未出台全国性控烟法规，本次广州控烟《条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执行力如何，仍然多方存疑。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各国有无烟环境规定的执行情况得分”显示，满分10分中，中国的得分仅为1分，远远落后于其他公约缔约国。这1分还是来自国内在大中学校禁烟方面所做的工作。大众对烟草危害及控烟工作的认识水平不够、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利益集团的抵制等，都对立法实践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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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倡导把“控烟”列入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升“控烟”的政治诉求。
全国控烟立法小组课题负责人、首都医科大学崔小波教授指出，全国性“控烟法”的出台，不仅可以确立控烟工作的基本原则及要求，为地方法规的制定提供参照，还能保护不吸烟者维护自身健康的权利。此外，全国性控烟法的出台，将对烟草企业发挥限制作用。
是控烟，更是商业博弈
吸烟和禁烟就像孪生兄弟，从烟草的发展历史来看，从1950年代出现大规模的反吸烟活动后，1960年代起控烟运动席卷全球。作为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之一，中国也参与其中，但遗憾的是，每一次大的禁烟活动都伴随着烟草业的发展。
中国控烟之难不仅在于吸烟者为数众多，更在于中国特殊的体制——烟草行业政企合一，由烟草公司来主导控烟。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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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行业的最高行政管理部门为国家烟草专卖局，而中国烟草总公司则是负责全国烟草产供销的经济实体，但两者实质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具有行政职能，又承担经营任务。政企不分的体制产生了一个矛盾：《公约》于2006年1月9日正式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局一方面肩负立法和敦促禁烟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又承担促进中国烟草产业发展，增加生产销售的职责。
当然，在中国，控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远不是一个国家烟草专卖局职能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烟草行业已经成为各地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撑。2008年，烟草第一大省云南的烟草税收占全省财政的48.8%，第二大省湖南占28.9%，贵州占22.9%。再细分到一些地市，烟草甚至占据安徽省蚌埠和滁州市当地财政收入的70%以上。
在全球普遍禁止烟草广告时，中国的烟草广告仍然大行其道。
从“山高人为峰”的红塔到“万牛奔腾”的红河，从“胜利之鹰”的大红鹰到“实干闯未来”的广东五叶神，从“成就价值成就你我”的芙蓉王到“天时地利和为贵”的白沙新品，大众在电视上几乎可以看到国内所有主要烟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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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大的烟草商业宣传相比，控烟宣传微乎其微。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缺位，比禁烟更紧迫
香烟是健康杀手，也是解压方式，如何填补禁烟后的解压空白，是个文化课题。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讨论根治“鸦片”的文章《去毒篇》中锋利地写道：“古人之疾，饮酒田猎，今人之疾，雅片赌博……然则我国民今日之有此疾病也何故?吾人进而求其原因，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雅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术也。”
当年的鸦片，今天的香烟，都是王国维所说的“慰藉之术”，它们虽不好，却是陌生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如果立即禁止，且不说执行力的问题，如何替换禁烟后交际手段的缺乏呢?
王国维为清末根治鸦片想了两个办法：下等社会依靠宗教，在身心苦闷之外还有一个光明永久的快乐世界；上流社会推广美术(即艺术)，慰藉空虚，很像蔡元培讲的“美育”，艺术是上流社会的宗教。可惜，王国维先生的两个办法，都是大文化工程，祛除毒害，文化寻根，并非一日之功。
广州禁烟是中国全面控烟的“鸣镝”，如何打造政府、社会、个人的全方位禁烟模式，不是简单口号和具文空谈，而是一场13亿人民艰巨的健康保卫战。,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