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世界视域下的朱熹(2)
开来的层面，则主要体现在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子书”的表彰上。宋明儒学六百多年，儒者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诠释，大抵以发挥《易传》《中庸》《大学》《孟子》《论语》等五部经典的义蕴为主。自朱子取得理学大宗、表彰《大学》、力倡格物之学后，《大学》的诠释，过去人谈的很多，无论在形式结构与义理内容的分析上，都受到宋明儒者高度的关切。而深入宋明儒学的重要哲学思考，即可发现《大学》之外，《中庸》的诠释，亦不可轻忽，且更能凸显宋明儒者在本体论、工夫论及经典文本诠释已对更多重要哲学问题的思考。
世界视域下的朱子学
目下对朱熹学说及宋代儒学发展的研究，大致仍反映在传统中国、日本学者所取得的成果上。朱熹之学在镰仓(1185-1333)到室町时代(1338-1573)，就经由禅僧之手传入日本；但是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才真正广泛地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接纳，并成为富含特色的学问，传扬开展。藤原惺窝与其门人林罗山是最早的朱子学研究者。但一直至今，无论大陆、港台，还是日本，传统的观点和方法仍占据研究的主导地位，亦即以朱熹(1130-1200)的道统为主线，将重点放在几个重要的思想家和为数不多的前后学人身上。这种传统的观点可以上溯到元^编纂的《宋史·道学传》。这部宫修史书为道学界定的范围很狭窄，朱熹在这体系中成为集儒学理论大成的学者，少数的学者如“北宋五子”被当作他的理论先驱，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象山，1139-1193)被视作陪衬，他的几位后学如真德秀等，则因为推动朝廷支持道学而受到赞扬。研究的旨趣多停留在对南宋儒学的哲学诠释抑或意识形态的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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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战后欧美的学人，如陈荣捷、余英时、田浩，他们则是在西方(主要是欧美)的文化系统对照之下，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从文化史、社会史及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及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理路”。
田浩先生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则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史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各方面者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动，“士”阶层乘势跃起，取得了新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一阶层中的少数精英更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而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他们的“使命感”主要体现在儒家的整体规划上面，即借“回向三代”之名，全面地重建新秩序。根据“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古训，他们首先以朝廷为中心，发动全面的政治革新，所以庆历、熙宁变法相继出现。但地方西性或局部性的社会、道德秩序的推行也同时展开，故有义庄、族规、乡约、书院的创建。张载“有意于三代之治”，但从朝廷回到关中之后，立即在本乡以“礼”化“俗”，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为“在下位则美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事例。无论在朝在野，士的“使命感”在南宋依然十分旺盛，朱熹更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他在政治上向往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遇，所以期待晚年的孝宗可以成为他的神宗，重新掀起一场“大更改”运动。绍熙五年(1194)他立朝四十日便是为了领导朝廷上的理学集团推行改革(即所谓“孝宗末年之政”)。但在奉祠禄或外任时他则转而致力于地方上局部秩序的重建，如设立社仓、书院，以及重订《吕氏乡约》之类。不仅朱熹如此，同时的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也无不如此。“在朱熹的思想中，社会政治关怀——理论上的实践—是首要的。”, http://www.100md.com(南坡)
世界视域下的朱子学
目下对朱熹学说及宋代儒学发展的研究，大致仍反映在传统中国、日本学者所取得的成果上。朱熹之学在镰仓(1185-1333)到室町时代(1338-1573)，就经由禅僧之手传入日本；但是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才真正广泛地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接纳，并成为富含特色的学问，传扬开展。藤原惺窝与其门人林罗山是最早的朱子学研究者。但一直至今，无论大陆、港台，还是日本，传统的观点和方法仍占据研究的主导地位，亦即以朱熹(1130-1200)的道统为主线，将重点放在几个重要的思想家和为数不多的前后学人身上。这种传统的观点可以上溯到元^编纂的《宋史·道学传》。这部宫修史书为道学界定的范围很狭窄，朱熹在这体系中成为集儒学理论大成的学者，少数的学者如“北宋五子”被当作他的理论先驱，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象山，1139-1193)被视作陪衬，他的几位后学如真德秀等，则因为推动朝廷支持道学而受到赞扬。研究的旨趣多停留在对南宋儒学的哲学诠释抑或意识形态的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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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战后欧美的学人，如陈荣捷、余英时、田浩，他们则是在西方(主要是欧美)的文化系统对照之下，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从文化史、社会史及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及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理路”。
田浩先生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则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史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各方面者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动，“士”阶层乘势跃起，取得了新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一阶层中的少数精英更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而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他们的“使命感”主要体现在儒家的整体规划上面，即借“回向三代”之名，全面地重建新秩序。根据“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古训，他们首先以朝廷为中心，发动全面的政治革新，所以庆历、熙宁变法相继出现。但地方西性或局部性的社会、道德秩序的推行也同时展开，故有义庄、族规、乡约、书院的创建。张载“有意于三代之治”，但从朝廷回到关中之后，立即在本乡以“礼”化“俗”，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为“在下位则美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事例。无论在朝在野，士的“使命感”在南宋依然十分旺盛，朱熹更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他在政治上向往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遇，所以期待晚年的孝宗可以成为他的神宗，重新掀起一场“大更改”运动。绍熙五年(1194)他立朝四十日便是为了领导朝廷上的理学集团推行改革(即所谓“孝宗末年之政”)。但在奉祠禄或外任时他则转而致力于地方上局部秩序的重建，如设立社仓、书院，以及重订《吕氏乡约》之类。不仅朱熹如此，同时的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也无不如此。“在朱熹的思想中，社会政治关怀——理论上的实践—是首要的。”, http://www.100md.com(南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