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一本名为《论语》的杂志正式出版，在林语堂、陶亢德和邵洵美的引介下，战火硝烟里的中国文坛打开大门，迎接从西方翩然而来的“humor”。虽然林语堂笑称办刊物是为了公费报销烟帐，但其实这份刊物承载着他对时事的嘻笑怒骂：“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會、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的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只需旁观者对自己肯忠实，就會见出其矛盾，说来肯坦白，自會成其幽默。”在《论语》里，上有政界要人，下有文法学人，皆在林语堂的文字里轧上一脚，演示着各类人间幽默。林氏幽默征服中国大众

    《论语》创刊号就调侃了自家人一把：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便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不能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在二战前夕的中国大地上，在总是火药味浓厚的中国文坛上，林语堂的《论语》有高达二万本的销售佳绩，对此他很是骄傲。有人批评他“幽默亡国”，他以莎士比亚、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人为例，反驳说：“凡伟大文学未有不见幽默成分于其中者，若然，所谓亡国同志真遍天下矣。”怕这些文坛巨匠份量不够，他还指出《论语》创刊时间是在9·18事变后，以证明自己真的没有造成东北沦陷。征求“谑而不虐”文章的《论语》，林语堂一再澄清：“我们抱着写实主义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难免好笑。我们不是攻击任何对象，只是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

    在老子的超脱旷达、庄子的一针见血之后，“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延续到魏晋，又有陶渊明的闲适温淡。在这位“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完美的人物”的影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