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谐理念起始于烹饪与饮食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崭新局面的重大目标与任务。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们对和谐的概念与范畴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还存在着将同看作是和、将同质配匹规律看作是和谐的误区，而偏离和谐的本质特征：即它“比单纯的符合规律更高一级”，“是从质上见出的差异面的一种关系，而且是这些差异面的一种整体，它是在事物本质中找到它的根据的。”
黑格尔的这一哲学界定较为抽象与概括，虽然他也举了色彩与音乐的实例作了阐释，但并未提及中国的有关理论与实践。据史料记载，与西方(主要是毕达哥拉斯派)提出的“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理论几乎同时的中国《左传》也已有了强调对立统一的“和”的观念，那便是著名的“和而不同”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左传》及以后的有关“和”(和谐的关键词，意义即指和谐)的论述，其理论出发点和论据都是与烹饪与饮食有关，而后再是谈及政治、社会与音乐。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真正体现、贯彻实施和谐理念的，恐怕也是烹饪与饮食。因此，本文就侧重从中国的烹饪与饮食方面来解读与阐释和谐的观念。
约2500年前的《左传》，“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以齐国大臣晏婴和齐侯的一大段对话形式表达的。齐侯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据是齐侯的侍臣梁丘据)。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 齐侯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晏婴于是讲了一大通道理。用现代文翻译出来，晏婴说的大意是：“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和好像是羹。用水、火、醋、肉酱、盐、梅等来烹饪鱼肉，用柴木烧之。厨师将这些食物和在一起，将它们的味道烧煮出来，互相补充各自的不足，排出过多的质味。食客品尝后，可以安定、抚慰心情与心态。帝王与大臣的关系与此是相似的。帝王有正确的意见而又有否定(对立)面时，大臣应提出(献奉上)否定(对立)的意见，以补充、补正帝王肯定的那一面。帝王有不正确意思而同时又存在正确意见时，大臣要提出正确的一面，这样可以让帝王排除不正确的东西。如此做了，就可以使政治平和而又不空虚、空泛，人民没有争执不平之心。因此《诗经》说：‘还有调和的汤肴，味道齐备又适中。默默祈祷无言语，祭祀清静无人吵。’先王补益五味，调和五声，来平顺民心，完善政治。声音也同食物调味一样，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互相成。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 迅速，高下，出入，周疏， 相互补益。君子听了，心情平顺。心情平顺，道德也相谐调。因此《诗经》说‘名声不坏’，今天的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大王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大王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倘若用水来加助水做成食物，谁还愿意吃它？如果琴瑟完全相同，那还有谁愿意听它们？同的不能实施也就是这样。”
这里，本意虽然是要论证君臣之关系和政治、道德上的和与同的差异及效果，但晏婴用的喻体却主要是烹饪和饮食。因此，要弄清“和”的基本意思，首先要理解中国烹饪与饮食的特点。因为一方面，中国烹饪与饮食早就采用了“和”的原则与方法，人们对此并无疑义与责难；另一方面，采用了“和”的方式制作成的食品的美味，人们始终在享受与品味，味觉性的感受最为直接，最为简易，无须更多的理性思索便可接受。“民以食为天”,满足了吃喝的生存需要后才能开始从事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事业，这一唯物主义观念在此也可得以体现。说中国的和谐理念起始于烹饪与饮食文化，还因为类似《左传》的言论在其它经典著作中也可看到。著名的《国语》中就有这样的话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 四肢以卫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郑语》)三国魏稽康也说：“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声无哀乐论》)《礼记》里则说：“五色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礼运》)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具体体现“和”思想的主要有两种情形：1、完全对立、相反的调料与食品的统一使用，合为一体；2、多种性质不同的食物烹煮在一起，互为补充，达到和谐。
完全对立、相反的调料、食品统一使用，合为一体，是严格意义下的“和谐”。中国的烹饪中，“要想甜，加点盐”是最具辩证色彩又最能说明对立统一的和谐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意义。这一思想被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普遍推崇。另外，中国饮食中苦味的运用(如将杏仁、陈皮、槟榔、柚皮、砂仁中的苦味调出)也是为了达到菜肴更清香可口的别致的和谐方法。此外，像要使食物脆嫩应使用旺火(煸炒，滑炒时)、豆腐和米苋杆越臭越香等中国一些地方的特色点心与腌制品，制作上也是具有某种对立统一的观念。一些复合味(如酸甜味、甜咸味、咸辣味、麻辣味、怪味)等食品的制作与品尝也体现类似的思想。
多种性质的不同食物烹煮在一起更是中国饮食讲究和谐的一大特征。一些以数字命名的菜肴和相关饮食习俗大部分是用这样的方式烹饪和延续而成的，例如五子汤、吃五豆、吃五黄、五辛盘、五果汤、七宝羹、八宝菜、腊八粥等。根据中国民间崇尚喜庆——吉利、幸福、长寿、多子多孙及有关神仙、神魔等信仰风俗，人们将某些代表这些意思的单词或谐音或同义地镶嵌其中，以讨口彩的方式叫出一些美妙的名称和寄托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如：流行于云南等地区的婚姻风俗食品——五子汤。据说，当地姑娘出嫁前一天，娘家人用枣子、松子、莲子、瓜子、麦子五种名称的食品煨汤给新娘喝，俗称“五子汤”，暗寓多子多孙。也有将此汤为姑娘洗浴或将“五子”装入嫁妆里的习俗，含有相同的寓意。
吃五豆是河南南阳一带的岁时饮食风俗。当地民间每逢农历腊月初五，用绿豆、黄豆、豌豆和豇豆一起煮服，谓之吃五豆。相传源于宋代欧阳修喜吃五豆饭，百姓仿效，相沿成俗。吃五黄是浙江杭州一带民间岁时传统饮食风俗。农历五月端午节，将黄酒、黄鱼、黄瓜、咸鸭蛋黄和黄豆瓣裹入粽子中，俗称“吃五黄”，五月因而称为五黄月。这些习俗多少含有“和合”喜庆或“和合”避灾的意思。
五辛盘、五果汤，两种都是汉族岁时食品。五辛盘又称“春盘”，由五种带有辛辣气味的蔬菜拼成。农历元旦、立春时食用，五辛即葱、薤韭、蒜、兴渠。民间认为吃五辛盘，可散发五脏中的陈气。“杂和二食之，取迎新之意，谓之五辛盘”(《本草纲目》“菜部”)。五果汤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农历正月初一，家家户户用薏米、芡实、桂圆肉、莲子和小豆合煮成“五果汤”，有时也用六味果子，但也称“五果汤”。这天早晨，小孩向父母请安后，便吃此汤。从正月初一到元宵节，家中如有来客，亦以五果汤招待。
腊八粥。这是我国许多地方的民间习俗食品。因农历十二月初八食用，故名腊八粥。腊八粥是由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干果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酸甜苦辣合在一起，煮后却觉十分香甜扑鼻，可口可心。这腊八粥原是寺庙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十八罗汉，后来在民间流行，既借机清理橱柜，不浪费剩余杂果，又营养齐全、香甜宜人。冰心还写过一篇散文《腊八粥》，文意又延伸了，认为红枣、花生、栗子和各种豆子，“不是代表十八罗汉，而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准备走上各条战线的中国少年，大家紧紧地、融洽地、甜甜蜜蜜地团结在一起。”这已是社会、时代和政治范畴下的和谐了。
在中国，还有不少直接用“和”、“合”作名称的食物，例如和羹、和子饭、和合汤等。和羹是用调味品配制的羹汤。《辞海》此条目下有关资料说，《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孔传：“盐，咸；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诗·商颂·烈祖》：“亦有和羹。”郑玄曰：“和羹者，五味调，腥熟得节，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诸侯有和顺之德也。”后因以“和羹”比喻宰相辅佐帝王综理朝政。张说《恩制赐食》诗：“位窃和羹重，恩叨醉酒涂。”这也是由饮食的“和”引发和引申至道德、政治等的“和”之作用与意义的一个实例。
和子饭是我国汉族民间生日传统食品，流行于山西中部。当地民间有人过生日时，全家就吃和子饭，此饭用小米、面条、菜蔬等制作。制作顺序是：水煮沸后加小米煮，再放菜蔬煮，最后放面条煮成半稀半稠状，一般在早餐时吃，寓意家和和气气、团团圆圆之意。和合汤的来龙去脉则比较复杂。和合本身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象征夫妻相爱的神名。常以二像表现，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取和谐合好之意。旧时民间举行婚礼时，悬挂和合像，以图吉利。而和合汤则是由百合、红枣、银耳、桂圆等数种食物合煮在一块的甜饮，一般也用在婚宴上，作为最后一道菜，象征夫妻的“百年和好”。《金瓶梅》第二回中，王婆招待西门庆时就说道：“大官人，吃个和合汤!”西门庆道：“最好!干娘放甜些。”至此，王婆将西门庆与潘金莲拉扯到了一块，勾搭成奸，酿成潘金莲与武家兄弟间的悲剧。和合汤也似乎沾染了些肮脏气。其实，食品本无罪，只是人多心。和合指神也好，称饮食也罢，都只是人们的一些心愿、理想寄托和依附。即使排除了这些，食品本身的养生、营养、滋味等价值仍存在。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所引的《左传》中的那段话。这段话实际说了三个方面的“和而不同”：烹调、政治和音乐。中国在这三个方面是否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从比较角度看，中西方是否在“和”与“同”上各有所侧重？
烹调是中国最能体现“和”的原则的一种文化。油盐酱醋、酸甜苦辣、鱼肉禽蛋、菜蔬豆瓜，烹煮烧烤，冷炙火锅，种种不同的物体、滋味和烧法，都能和在一块，共同为美味佳肴发挥作用。西方的烹调则讲究“同”，各类食物泾渭分明地同类项烧煮，而没有肉菜合烹之术。故而西菜味道单一。
但从政治上说，在中国，晏婴所提到的君王说对，你则说不对，君王说不对，你则说对的做法，不用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做不到，即使是在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的新时期，真正要做到也较难。这点恐怕跨入资本主义较早的西方，比封建时代的中国做得好些。西方政府、议会内的你争我吵，中国封建朝廷上的“肃静”、“回避”而造成的一言堂。前者体现的自然是“和”，后者则是“同”。可见要做到真正的“和而不同”和和谐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的和谐理念不能起始于烹饪与饮食而终止于烹饪与饮食。, 百拇医药(朱希祥)
黑格尔的这一哲学界定较为抽象与概括，虽然他也举了色彩与音乐的实例作了阐释，但并未提及中国的有关理论与实践。据史料记载，与西方(主要是毕达哥拉斯派)提出的“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理论几乎同时的中国《左传》也已有了强调对立统一的“和”的观念，那便是著名的“和而不同”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左传》及以后的有关“和”(和谐的关键词，意义即指和谐)的论述，其理论出发点和论据都是与烹饪与饮食有关，而后再是谈及政治、社会与音乐。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真正体现、贯彻实施和谐理念的，恐怕也是烹饪与饮食。因此，本文就侧重从中国的烹饪与饮食方面来解读与阐释和谐的观念。
约2500年前的《左传》，“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以齐国大臣晏婴和齐侯的一大段对话形式表达的。齐侯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据是齐侯的侍臣梁丘据)。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 齐侯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晏婴于是讲了一大通道理。用现代文翻译出来，晏婴说的大意是：“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和好像是羹。用水、火、醋、肉酱、盐、梅等来烹饪鱼肉，用柴木烧之。厨师将这些食物和在一起，将它们的味道烧煮出来，互相补充各自的不足，排出过多的质味。食客品尝后，可以安定、抚慰心情与心态。帝王与大臣的关系与此是相似的。帝王有正确的意见而又有否定(对立)面时，大臣应提出(献奉上)否定(对立)的意见，以补充、补正帝王肯定的那一面。帝王有不正确意思而同时又存在正确意见时，大臣要提出正确的一面，这样可以让帝王排除不正确的东西。如此做了，就可以使政治平和而又不空虚、空泛，人民没有争执不平之心。因此《诗经》说：‘还有调和的汤肴，味道齐备又适中。默默祈祷无言语，祭祀清静无人吵。’先王补益五味，调和五声，来平顺民心，完善政治。声音也同食物调味一样，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互相成。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 迅速，高下，出入，周疏， 相互补益。君子听了，心情平顺。心情平顺，道德也相谐调。因此《诗经》说‘名声不坏’，今天的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大王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大王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倘若用水来加助水做成食物，谁还愿意吃它？如果琴瑟完全相同，那还有谁愿意听它们？同的不能实施也就是这样。”
这里，本意虽然是要论证君臣之关系和政治、道德上的和与同的差异及效果，但晏婴用的喻体却主要是烹饪和饮食。因此，要弄清“和”的基本意思，首先要理解中国烹饪与饮食的特点。因为一方面，中国烹饪与饮食早就采用了“和”的原则与方法，人们对此并无疑义与责难；另一方面，采用了“和”的方式制作成的食品的美味，人们始终在享受与品味，味觉性的感受最为直接，最为简易，无须更多的理性思索便可接受。“民以食为天”,满足了吃喝的生存需要后才能开始从事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事业，这一唯物主义观念在此也可得以体现。说中国的和谐理念起始于烹饪与饮食文化，还因为类似《左传》的言论在其它经典著作中也可看到。著名的《国语》中就有这样的话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 四肢以卫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郑语》)三国魏稽康也说：“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声无哀乐论》)《礼记》里则说：“五色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礼运》)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具体体现“和”思想的主要有两种情形：1、完全对立、相反的调料与食品的统一使用，合为一体；2、多种性质不同的食物烹煮在一起，互为补充，达到和谐。
完全对立、相反的调料、食品统一使用，合为一体，是严格意义下的“和谐”。中国的烹饪中，“要想甜，加点盐”是最具辩证色彩又最能说明对立统一的和谐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意义。这一思想被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普遍推崇。另外，中国饮食中苦味的运用(如将杏仁、陈皮、槟榔、柚皮、砂仁中的苦味调出)也是为了达到菜肴更清香可口的别致的和谐方法。此外，像要使食物脆嫩应使用旺火(煸炒，滑炒时)、豆腐和米苋杆越臭越香等中国一些地方的特色点心与腌制品，制作上也是具有某种对立统一的观念。一些复合味(如酸甜味、甜咸味、咸辣味、麻辣味、怪味)等食品的制作与品尝也体现类似的思想。
多种性质的不同食物烹煮在一起更是中国饮食讲究和谐的一大特征。一些以数字命名的菜肴和相关饮食习俗大部分是用这样的方式烹饪和延续而成的，例如五子汤、吃五豆、吃五黄、五辛盘、五果汤、七宝羹、八宝菜、腊八粥等。根据中国民间崇尚喜庆——吉利、幸福、长寿、多子多孙及有关神仙、神魔等信仰风俗，人们将某些代表这些意思的单词或谐音或同义地镶嵌其中，以讨口彩的方式叫出一些美妙的名称和寄托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如：流行于云南等地区的婚姻风俗食品——五子汤。据说，当地姑娘出嫁前一天，娘家人用枣子、松子、莲子、瓜子、麦子五种名称的食品煨汤给新娘喝，俗称“五子汤”，暗寓多子多孙。也有将此汤为姑娘洗浴或将“五子”装入嫁妆里的习俗，含有相同的寓意。
吃五豆是河南南阳一带的岁时饮食风俗。当地民间每逢农历腊月初五，用绿豆、黄豆、豌豆和豇豆一起煮服，谓之吃五豆。相传源于宋代欧阳修喜吃五豆饭，百姓仿效，相沿成俗。吃五黄是浙江杭州一带民间岁时传统饮食风俗。农历五月端午节，将黄酒、黄鱼、黄瓜、咸鸭蛋黄和黄豆瓣裹入粽子中，俗称“吃五黄”，五月因而称为五黄月。这些习俗多少含有“和合”喜庆或“和合”避灾的意思。
五辛盘、五果汤，两种都是汉族岁时食品。五辛盘又称“春盘”，由五种带有辛辣气味的蔬菜拼成。农历元旦、立春时食用，五辛即葱、薤韭、蒜、兴渠。民间认为吃五辛盘，可散发五脏中的陈气。“杂和二食之，取迎新之意，谓之五辛盘”(《本草纲目》“菜部”)。五果汤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农历正月初一，家家户户用薏米、芡实、桂圆肉、莲子和小豆合煮成“五果汤”，有时也用六味果子，但也称“五果汤”。这天早晨，小孩向父母请安后，便吃此汤。从正月初一到元宵节，家中如有来客，亦以五果汤招待。
腊八粥。这是我国许多地方的民间习俗食品。因农历十二月初八食用，故名腊八粥。腊八粥是由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干果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酸甜苦辣合在一起，煮后却觉十分香甜扑鼻，可口可心。这腊八粥原是寺庙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十八罗汉，后来在民间流行，既借机清理橱柜，不浪费剩余杂果，又营养齐全、香甜宜人。冰心还写过一篇散文《腊八粥》，文意又延伸了，认为红枣、花生、栗子和各种豆子，“不是代表十八罗汉，而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准备走上各条战线的中国少年，大家紧紧地、融洽地、甜甜蜜蜜地团结在一起。”这已是社会、时代和政治范畴下的和谐了。
在中国，还有不少直接用“和”、“合”作名称的食物，例如和羹、和子饭、和合汤等。和羹是用调味品配制的羹汤。《辞海》此条目下有关资料说，《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孔传：“盐，咸；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诗·商颂·烈祖》：“亦有和羹。”郑玄曰：“和羹者，五味调，腥熟得节，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诸侯有和顺之德也。”后因以“和羹”比喻宰相辅佐帝王综理朝政。张说《恩制赐食》诗：“位窃和羹重，恩叨醉酒涂。”这也是由饮食的“和”引发和引申至道德、政治等的“和”之作用与意义的一个实例。
和子饭是我国汉族民间生日传统食品，流行于山西中部。当地民间有人过生日时，全家就吃和子饭，此饭用小米、面条、菜蔬等制作。制作顺序是：水煮沸后加小米煮，再放菜蔬煮，最后放面条煮成半稀半稠状，一般在早餐时吃，寓意家和和气气、团团圆圆之意。和合汤的来龙去脉则比较复杂。和合本身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象征夫妻相爱的神名。常以二像表现，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取和谐合好之意。旧时民间举行婚礼时，悬挂和合像，以图吉利。而和合汤则是由百合、红枣、银耳、桂圆等数种食物合煮在一块的甜饮，一般也用在婚宴上，作为最后一道菜，象征夫妻的“百年和好”。《金瓶梅》第二回中，王婆招待西门庆时就说道：“大官人，吃个和合汤!”西门庆道：“最好!干娘放甜些。”至此，王婆将西门庆与潘金莲拉扯到了一块，勾搭成奸，酿成潘金莲与武家兄弟间的悲剧。和合汤也似乎沾染了些肮脏气。其实，食品本无罪，只是人多心。和合指神也好，称饮食也罢，都只是人们的一些心愿、理想寄托和依附。即使排除了这些，食品本身的养生、营养、滋味等价值仍存在。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所引的《左传》中的那段话。这段话实际说了三个方面的“和而不同”：烹调、政治和音乐。中国在这三个方面是否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从比较角度看，中西方是否在“和”与“同”上各有所侧重？
烹调是中国最能体现“和”的原则的一种文化。油盐酱醋、酸甜苦辣、鱼肉禽蛋、菜蔬豆瓜，烹煮烧烤，冷炙火锅，种种不同的物体、滋味和烧法，都能和在一块，共同为美味佳肴发挥作用。西方的烹调则讲究“同”，各类食物泾渭分明地同类项烧煮，而没有肉菜合烹之术。故而西菜味道单一。
但从政治上说，在中国，晏婴所提到的君王说对，你则说不对，君王说不对，你则说对的做法，不用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做不到，即使是在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的新时期，真正要做到也较难。这点恐怕跨入资本主义较早的西方，比封建时代的中国做得好些。西方政府、议会内的你争我吵，中国封建朝廷上的“肃静”、“回避”而造成的一言堂。前者体现的自然是“和”，后者则是“同”。可见要做到真正的“和而不同”和和谐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的和谐理念不能起始于烹饪与饮食而终止于烹饪与饮食。, 百拇医药(朱希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