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娶苏珊，我辞掉了电台的美差——要养活老婆，靠一个月一次死工资总归弄不好了——我先后换过几次工，最后和朋友合伙做美国棉花的进口生意。

    1937年1月2日，我们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婚礼，然后在大草坪上开了个茶会，很简单。结婚蛋糕是在霞飞路一家白俄的西餐公司订的。戒指是在霞飞路上一个葡萄牙人开的首饰店买的白金婚戒。是洋金戒指，当中镂空，刻着两人的英文名字。然后晚上在静安寺的康乐酒家摆两桌酒招待双方家人。从前我们知识分子办喜酒一般都是简简单单，最喜欢是开个tea party。那种一摆就是几十桌甚至上百桌的一般都是公馆人家，他们喜欢讲排场摆阔气，和我们情趣不同。

    新家安在法租界近南昌路“花园别墅”，租的是一幢独立花园洋房。房东是个韩国人，如果长期租约，一年只收10个月房租，每一年还免费帮住户装饰粉刷一次。我一直不大赞成买房子，房子一买好人就生根了。

    结婚5年后，我已在香港路有自己的写字间和自备汽车。那年我28岁。我实现了诺言替苏珊买了两只大钻戒，其中一只在20世纪50年代以7000元人民币的价钱卖给越剧名伶。还有一只抄家抄走了，后来折合200元人民币了事。对此，苏珊看得很平淡，她说：“钻石、黄金是硬通货，成为通货就是要流动。所以，今天流到我这里，明天流到你那里是很正常的。”

    苏珊如愿以偿，做了职业主妇，将我们家打理得有条有理。下面是客厅、餐厅，楼上是我们的卧室、书房，三楼是两个儿子的天下，随便他们拆天拆地。男孩子天生好动，应该有他们的天地。我们过的是典型的上海中产阶层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