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绍兴籍人家过年必吃的黄鱼鲞烧肉

    很多朋友提前两个月，有的甚至提前一年就在饭店里预定了年夜饭，还有些朋友更潇洒，吃了年夜饭，打几圈麻将，再去寺庙敲钟、祈福、烧头香，然后一脚油门上了高速，去外地宾馆度假啦!也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包括我本人，还是选择“宅”家过年。

    有一年春节我携妻子去厦门，宾馆房价翻倍倒也算了，最让人心焦的是鼓浪屿人满为患，日光岩寸步难行，饭店趁机涨价，出品粗制滥造，体验感相当差。从此不敢“聊发少年狂”，老老实实呆在上海过年。街上行人寥落，冷暖阴晴无定，露天咖啡冷得快，花开不比胭脂浓，年味是越来越淡了，那么只能自己找乐子。在访友、读书、画画、观剧之外，烧几道家乡菜，开一瓶花雕，晴窗之下举案齐眉，那滋味也足以慰藉平生了。

    我们小时候，寒假开始就盼着过年。过年是一场小小的狂欢，逛城隍庙、放鞭炮、抖空竹、耍刀枪、抽陀螺、戴野胡脸(纸质面具)、吃猪油汤团和八宝饭，当然还要穿新衣服、吃团圆饭。在计划经济年代，每家每户的年夜饭差不多，但大上海是座移民城市，城市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在年夜饭这档事上，也必然百花齐放。同样的鸡鸭鱼肉、瓜果蔬菜，按何种“古法”烹制成年味十足的家宴，不仅检验当家主妇的持家能耐，也是乡愁的一次集中释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的食物早已编入家族的味觉基因，然后代代相袭，大城市越是繁花似锦，目迷五色，乡味的留守越是珍重。

    比如我家，祖籍浙江绍兴，年菜的“主体工程”就是三只大砂锅：一砂锅霉干菜烧肉，一砂锅水笋烧肉，一砂锅黄鱼鲞烧肉。

    绍兴霉干菜是天下名物，也叫“乌干菜”，喻其色泽乌黑如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