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公立医院改革带给我们的启示(4)
和贷款、发行股票、有关合并方面的建议、出售或转让公司的资产、开设新的子公司、公司的终止和解散、医疗收费的调整、委任公司董事、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聘用等。
国际公立医院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结合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管理的自治程度还比较低，传统意义上，公立医院还是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卫生主管部门对公立医院的监督往往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集中体现在医院的财政、资产以及人事调配管理都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决定，医院的决策权受到较大限制。因此进行改革的前提，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种转变有4种方式：一是权力下放，改革之初多采用这种方式；二是管办分离，政府由直接举办医院，转为间接监管；三是筹资者与服务者分离，即由直接组织提供服务，转变为购买服务；四是决策者与执行者分离，即政策部门与具体执行机构分离，由第三方来进行专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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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医院自治，不但可使公立医院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而且政府也可以从具体事务的管理中解放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宏观控制和监督评价上。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不是卸包袱，而是转机制。保障国民的医疗服务的质量与可及性，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引进更有效的管理机制。
保障社会功能，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底线
公立医院存在的意义，在于其社会功能，即确保公共保险病人、贫困病人、无保险者，能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提高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纠正市场失灵。如果改革破坏了这条底线，必将引起社会的批评。
公司化、集团化经营管理模式成为改革主流走向
公司化管理的优点，是在不改变产权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新的经营管理机制，来提高运营效率。这既符合社会价值观，又有利于解决公立医院运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避免了完全计划体制带来的效率低下，又防止了完全私有所带来的公平不足，兼顾了公平与效率。至于集团化管理，则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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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公立医院公司化改革应该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明晰产权关系，引入公司的组织结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强化竞争、激励、监督和制约机制，从而提升公立医院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的运作方式。改革要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立和完善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划分公立医院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各自的责任和利益关系。政府作为出资者，拥有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医院董事会和理事会，是医院的决策机构。董事会或理事会任命医院院长，负责医院的具体经营，建立有政府管理部门和医院员工参加的监事会，对公立医院的经营方向和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组织变革、筹资机制、价值认同是改革的3个重要外部条件
无论英国的托拉斯组织、香港的医院管理局、新加坡的医院管理集团，还是美国的医院管理公司，都是承接公立医院改革具体实施的组织基础。
筹资机制(或补偿机制)，是公立医院改革的经济基础。从国际上看，公立医院自主化程度提高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筹资机制，逐步从政府拨款为主，转到直接伺病人收费为主，或者由保险支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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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公私合作的改革中，价值认同(包括医务人员以及社会人群)非常关键，贸然推进，会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
完善竹制政策，落实公立医院社会责任
国际公立医院改革的经验表明，在缺乏有效社会管制的情况下，医院改革容易出现逐利倾向，忽视社会责任。
国际趋势是：在改革后，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对医院的直接监管能力逐渐削弱，但间接监督管理手段逐渐丰富。监督主体，也从卫生行政部门单一监管，逐步转变为所有医疗活动参与者——卫生局、卫生执法者、医疗保险组织、患者、行业组织、通科医生等共同监管。
间接监管的手段主要有：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医院理事会/董事会(任命理事会主席，或者政府官员是理事会的重要成员)的传递作用，在医院经营者任用及工作绩效评价上，有发言权；二是建立由多方面人员组成的监事会；三是医疗服务购买合同(主要是医保部门)，对医院的制约；四是政府立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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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立法在重大改革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国外在公立医院改革中，通常通过制定、颁布法律的形式为医院改革的实施奠定法律基础。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改革思路和风格。毋庸置疑，借助于法律的力量指导公立医院改革，不仅可以从法律上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又可以增强改革的透明度，明确参与改革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对于在改革过程中把握的正确方向、规范操作过程、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而回顾我国的卫生改革，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颁布，法律效力相对不足，难以保持改革的可持续性和权威性，决策过程也缺乏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今后，可以探索采用国家或地方立法的方式出台重大卫生改革举措。
转制并不是弱化政府监督管理
从国外经验看，通过医院改制不但原有的公立医院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而且政府也从具体事务的管理中解放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宏观控制和监督评价上。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和集体投资建立起来的，医疗机构归属政府直接管理，但政府的精力与财力又非常有限，普遍存在着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在学习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步伐，从直接举办医院向管理和监督医院的职能方向转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医疗领域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为居民购买医疗服务的质和量上，而不集中体现于举办医疗机构的数目和规模上，这是必须搞清的一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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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董事会监督下的集权式管理机制值得我国研究
我国可以效仿国外模式，探索建立医院理事会(董事会)决策制，监事会监管下的院长负责制。医院理事会主席和理事在医院享有充分的管理权、决策权和经营权，但是不得与医院有任何经济利益联系，其薪金报酬由政府核定和供给，理事会负责制定医院年度和长期发展规划和战略。院长由理事会采用多种选拔方式任命，其职责是贯彻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和决议，对理事会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向理事会汇报工作进展和绩效，接受监督。院长可自行聘用负责医院各方面具体事务和运行的助理或副院长，副院长对院长负责。临床和职能科室主任由院长聘用，但不再纳入行政序列。另外组成由来自政府、人大、政协、社区以及有关专业协会的人员组成监事会对医院进行监管。在目前阶段，应当鼓励公立医院改革方面的试点和探索，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推广扩大范围。
我国公立医院的尴尬
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曾经被看做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典范。上个世纪70年代，, http://www.100md.com(晓 燕)
国际公立医院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结合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管理的自治程度还比较低，传统意义上，公立医院还是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卫生主管部门对公立医院的监督往往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集中体现在医院的财政、资产以及人事调配管理都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决定，医院的决策权受到较大限制。因此进行改革的前提，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种转变有4种方式：一是权力下放，改革之初多采用这种方式；二是管办分离，政府由直接举办医院，转为间接监管；三是筹资者与服务者分离，即由直接组织提供服务，转变为购买服务；四是决策者与执行者分离，即政策部门与具体执行机构分离，由第三方来进行专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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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医院自治，不但可使公立医院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而且政府也可以从具体事务的管理中解放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宏观控制和监督评价上。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不是卸包袱，而是转机制。保障国民的医疗服务的质量与可及性，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引进更有效的管理机制。
保障社会功能，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底线
公立医院存在的意义，在于其社会功能，即确保公共保险病人、贫困病人、无保险者，能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提高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纠正市场失灵。如果改革破坏了这条底线，必将引起社会的批评。
公司化、集团化经营管理模式成为改革主流走向
公司化管理的优点，是在不改变产权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新的经营管理机制，来提高运营效率。这既符合社会价值观，又有利于解决公立医院运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避免了完全计划体制带来的效率低下，又防止了完全私有所带来的公平不足，兼顾了公平与效率。至于集团化管理，则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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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公立医院公司化改革应该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明晰产权关系，引入公司的组织结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强化竞争、激励、监督和制约机制，从而提升公立医院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的运作方式。改革要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立和完善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划分公立医院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各自的责任和利益关系。政府作为出资者，拥有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医院董事会和理事会，是医院的决策机构。董事会或理事会任命医院院长，负责医院的具体经营，建立有政府管理部门和医院员工参加的监事会，对公立医院的经营方向和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组织变革、筹资机制、价值认同是改革的3个重要外部条件
无论英国的托拉斯组织、香港的医院管理局、新加坡的医院管理集团，还是美国的医院管理公司，都是承接公立医院改革具体实施的组织基础。
筹资机制(或补偿机制)，是公立医院改革的经济基础。从国际上看，公立医院自主化程度提高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筹资机制，逐步从政府拨款为主，转到直接伺病人收费为主，或者由保险支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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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公私合作的改革中，价值认同(包括医务人员以及社会人群)非常关键，贸然推进，会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
完善竹制政策，落实公立医院社会责任
国际公立医院改革的经验表明，在缺乏有效社会管制的情况下，医院改革容易出现逐利倾向，忽视社会责任。
国际趋势是：在改革后，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对医院的直接监管能力逐渐削弱，但间接监督管理手段逐渐丰富。监督主体，也从卫生行政部门单一监管，逐步转变为所有医疗活动参与者——卫生局、卫生执法者、医疗保险组织、患者、行业组织、通科医生等共同监管。
间接监管的手段主要有：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医院理事会/董事会(任命理事会主席，或者政府官员是理事会的重要成员)的传递作用，在医院经营者任用及工作绩效评价上，有发言权；二是建立由多方面人员组成的监事会；三是医疗服务购买合同(主要是医保部门)，对医院的制约；四是政府立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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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立法在重大改革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国外在公立医院改革中，通常通过制定、颁布法律的形式为医院改革的实施奠定法律基础。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改革思路和风格。毋庸置疑，借助于法律的力量指导公立医院改革，不仅可以从法律上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又可以增强改革的透明度，明确参与改革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对于在改革过程中把握的正确方向、规范操作过程、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而回顾我国的卫生改革，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颁布，法律效力相对不足，难以保持改革的可持续性和权威性，决策过程也缺乏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今后，可以探索采用国家或地方立法的方式出台重大卫生改革举措。
转制并不是弱化政府监督管理
从国外经验看，通过医院改制不但原有的公立医院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而且政府也从具体事务的管理中解放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宏观控制和监督评价上。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和集体投资建立起来的，医疗机构归属政府直接管理，但政府的精力与财力又非常有限，普遍存在着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在学习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步伐，从直接举办医院向管理和监督医院的职能方向转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医疗领域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为居民购买医疗服务的质和量上，而不集中体现于举办医疗机构的数目和规模上，这是必须搞清的一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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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董事会监督下的集权式管理机制值得我国研究
我国可以效仿国外模式，探索建立医院理事会(董事会)决策制，监事会监管下的院长负责制。医院理事会主席和理事在医院享有充分的管理权、决策权和经营权，但是不得与医院有任何经济利益联系，其薪金报酬由政府核定和供给，理事会负责制定医院年度和长期发展规划和战略。院长由理事会采用多种选拔方式任命，其职责是贯彻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和决议，对理事会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向理事会汇报工作进展和绩效，接受监督。院长可自行聘用负责医院各方面具体事务和运行的助理或副院长，副院长对院长负责。临床和职能科室主任由院长聘用，但不再纳入行政序列。另外组成由来自政府、人大、政协、社区以及有关专业协会的人员组成监事会对医院进行监管。在目前阶段，应当鼓励公立医院改革方面的试点和探索，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推广扩大范围。
我国公立医院的尴尬
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曾经被看做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典范。上个世纪70年代，, http://www.100md.com(晓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