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
食品监管重在完善标准和准入 白靖利
有了规范的操作量化标准和足够的规模，是破解食药安全“重症”的重要一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决定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食品药品质量标准和安全准入制度。在公众深陷“放心奶、安心肉”遍寻不得的痛苦之时，国务院的这番表态似乎让失望良久的公众看到了一丝曙光。
食药安全，本是社会道德链条中最基本的一环。但从近年的案例来看，这一环已经腐蚀坏透。从毒奶粉到毒大米，从铬超标胶囊到神农丹生姜，各种能吃能喝的东西似乎都与“毒”字沾边了。除了“种姜的不吃姜，养猪的不吃肉，卖米的不吃米”的怪状外，向来“以食为天”的中国百姓悲哀地发现，“舌尖上的安全”只能从光阴的故事中去寻找。
与其他行业不同，食药行业进入的门槛较低，尤其是食品行业，呈现出多、小、散、低的结构性缺陷……这些企业多为创新能力低下，甚至只能在歪门邪道上想办法。从过往的诸多案例来看，通过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甚至达到劣币驱逐良币，已经成为中国食药行业的一个特征，而那些关注食药安全的企业反而因此失去竞争力甚至被淘汰出局。
, 百拇医药
今年“两会”后，国家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整合工商、质监等部门的食药监管职能，改变监管“分段脱节”的现状。尽管告别了过往的“九龙治水”，但似乎尚未交出一份让消费者安心的“舌尖上的答卷”。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期待“放心奶、安心肉”，也更渴望监管部门对违规行为的零容忍和严把控，而不是事后一阵风地监管。
要想重建食品安全防火墙，还必须织一张密密的法网，5月4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细化了食品犯罪认定法则，要求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从严量刑。此举被认为“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而且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考验监管部门的决心和能力。
之所以提监管部门的能力，主要基于我国食药行业过于分散的源头和过于低下的进入门槛。要想解决这一桎梏，就必须完善食品药品质量标准和安全准入制度。将各种纷繁错乱的标准统一，落后的淘汰，不断地完善质量标准，这样食品安全才会有坚实的保障。同样，完善提高准人制度，让企业更正规，更具竞争力，让更多的“散兵游勇”成为正规军。有了规范的操作量化标准和足够的规模，或许是破解食药安全“重症”的重要一环。
, 百拇医药
食品安全别只盯着明星代言 王琳
与其紧盯着明星，还不如盯紧负有监管职责的公权力部门，他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来保障食品安全。
一个品牌食品，若各色的生产、销售、检验、检测等都证照齐全，明星如何来鉴别它是安全还是不安全？与其紧盯着明星，还不如盯紧负有监管职责的公权力部门，他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来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犯罪居高不下，“两高”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此备受关注。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出了相关罪名司法认定标准，统一了新型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意见。不少媒体也据此给予了乐观的期待。
这份“解释”也再度引出了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明星代言问题食品是否要承担刑责？最高法院的官方回复是这样的：虽然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了虚假广告罪的犯罪主体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一般理解为不包括代言明星，但司法实践中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代言明星如果兼具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的身份而制作、发布虚假广告的，仍然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 http://www.100md.com
这一回应与以往并无不同，可视为话语委婉地对问题进行了否定式答复。因为“明星”并不是单独的一类犯罪主体，如果明星兼具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的身份，且因此而获刑，那么实质还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获刑，而不是什么“明星担责”，跟“明星代言”更没有必然的联系。
“明星代言问题食品是否要承担刑责”的另一争议点，在明星能否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近年来，传媒界和法律界屡有此建议和呼吁提出，最高法院也再度予以否认。
明星难以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这是因为在故意犯罪中，构成共犯是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犯罪行为为前提的。而明星都是以自己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来兑现广告价值。从经济人的角度观察，明星不太可能明知产品有问题还继续代言。即便他明知，这种“明知”的证明责任，也要由控诉机关来承担，而这种证明的难度无疑非常大。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还未曾听说有明星主动承认自己“明知”代言产品有问题的例子。
, http://www.100md.com
明星代言本质是一种广告行为。动辄启动刑法介入未见科学，更未必有效。与其如此紧盯着明星，还不如盯紧负有监管职责的公权力部门，他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来保障食品安全。一个品牌食品，若各色的生产、销售、检验、检测等都证照齐全，明星如何来鉴别它是安全还是不安全？这和我们作为消费者也没有义务对公权力监管之下的“合格食品”进行再检验，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必须担责。只是这种责任更多应由《广告法》，而不是由刑法或其司法解释来规范。比如，目前广告法仅在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上禁止“利用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医疗机构或者专家、医生、患者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从食品虚假广告危害同样巨大的现实来看，禁止明星或其他公众人物以消费者的名义为某种食品作证明，也有其必要。明星代言食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星虚假代言。杜绝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应从源头人手，并完善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当然，这里的“法律责任”更多指向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http://www.100md.com
有了规范的操作量化标准和足够的规模，是破解食药安全“重症”的重要一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决定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食品药品质量标准和安全准入制度。在公众深陷“放心奶、安心肉”遍寻不得的痛苦之时，国务院的这番表态似乎让失望良久的公众看到了一丝曙光。
食药安全，本是社会道德链条中最基本的一环。但从近年的案例来看，这一环已经腐蚀坏透。从毒奶粉到毒大米，从铬超标胶囊到神农丹生姜，各种能吃能喝的东西似乎都与“毒”字沾边了。除了“种姜的不吃姜，养猪的不吃肉，卖米的不吃米”的怪状外，向来“以食为天”的中国百姓悲哀地发现，“舌尖上的安全”只能从光阴的故事中去寻找。
与其他行业不同，食药行业进入的门槛较低，尤其是食品行业，呈现出多、小、散、低的结构性缺陷……这些企业多为创新能力低下，甚至只能在歪门邪道上想办法。从过往的诸多案例来看，通过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甚至达到劣币驱逐良币，已经成为中国食药行业的一个特征，而那些关注食药安全的企业反而因此失去竞争力甚至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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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后，国家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整合工商、质监等部门的食药监管职能，改变监管“分段脱节”的现状。尽管告别了过往的“九龙治水”，但似乎尚未交出一份让消费者安心的“舌尖上的答卷”。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期待“放心奶、安心肉”，也更渴望监管部门对违规行为的零容忍和严把控，而不是事后一阵风地监管。
要想重建食品安全防火墙，还必须织一张密密的法网，5月4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细化了食品犯罪认定法则，要求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从严量刑。此举被认为“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而且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考验监管部门的决心和能力。
之所以提监管部门的能力，主要基于我国食药行业过于分散的源头和过于低下的进入门槛。要想解决这一桎梏，就必须完善食品药品质量标准和安全准入制度。将各种纷繁错乱的标准统一，落后的淘汰，不断地完善质量标准，这样食品安全才会有坚实的保障。同样，完善提高准人制度，让企业更正规，更具竞争力，让更多的“散兵游勇”成为正规军。有了规范的操作量化标准和足够的规模，或许是破解食药安全“重症”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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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别只盯着明星代言 王琳
与其紧盯着明星，还不如盯紧负有监管职责的公权力部门，他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来保障食品安全。
一个品牌食品，若各色的生产、销售、检验、检测等都证照齐全，明星如何来鉴别它是安全还是不安全？与其紧盯着明星，还不如盯紧负有监管职责的公权力部门，他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来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犯罪居高不下，“两高”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此备受关注。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出了相关罪名司法认定标准，统一了新型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意见。不少媒体也据此给予了乐观的期待。
这份“解释”也再度引出了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明星代言问题食品是否要承担刑责？最高法院的官方回复是这样的：虽然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了虚假广告罪的犯罪主体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一般理解为不包括代言明星，但司法实践中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代言明星如果兼具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的身份而制作、发布虚假广告的，仍然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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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应与以往并无不同，可视为话语委婉地对问题进行了否定式答复。因为“明星”并不是单独的一类犯罪主体，如果明星兼具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的身份，且因此而获刑，那么实质还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获刑，而不是什么“明星担责”，跟“明星代言”更没有必然的联系。
“明星代言问题食品是否要承担刑责”的另一争议点，在明星能否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近年来，传媒界和法律界屡有此建议和呼吁提出，最高法院也再度予以否认。
明星难以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这是因为在故意犯罪中，构成共犯是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犯罪行为为前提的。而明星都是以自己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来兑现广告价值。从经济人的角度观察，明星不太可能明知产品有问题还继续代言。即便他明知，这种“明知”的证明责任，也要由控诉机关来承担，而这种证明的难度无疑非常大。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还未曾听说有明星主动承认自己“明知”代言产品有问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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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代言本质是一种广告行为。动辄启动刑法介入未见科学，更未必有效。与其如此紧盯着明星，还不如盯紧负有监管职责的公权力部门，他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来保障食品安全。一个品牌食品，若各色的生产、销售、检验、检测等都证照齐全，明星如何来鉴别它是安全还是不安全？这和我们作为消费者也没有义务对公权力监管之下的“合格食品”进行再检验，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必须担责。只是这种责任更多应由《广告法》，而不是由刑法或其司法解释来规范。比如，目前广告法仅在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上禁止“利用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医疗机构或者专家、医生、患者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从食品虚假广告危害同样巨大的现实来看，禁止明星或其他公众人物以消费者的名义为某种食品作证明，也有其必要。明星代言食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星虚假代言。杜绝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应从源头人手，并完善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当然，这里的“法律责任”更多指向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