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层医疗需要资源下沉
根据国际医学惯例，从事基层医疗的全科医生是个体或民营医疗机构工作者，自己本身是雇主，享受充分自主权和流动权。在医疗资源短期难有规模化增长的前提下，显然，需有牵头“医联体”的大医院尽到更多责任。
“医疗机构联合体”在2013年度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首次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
时任国家卫生部主要领导在会上提出，控制大型公立医院单体规模扩张，鼓励探索医疗服务联合体等形式。“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医联体’模式应是让患者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重要途径”。
其实，“医联体”远非“万能药”。搞不好，还会成为大医院对小医院的“抽血”——病号、有潜力的医生等，“三级医疗体系”甚至可能出现更大程度上的崩塌。
解决问题的要点在于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在所有医疗资源中，最紧缺的莫过于医生，一位三甲医院院长就毫不避讳地表示，“专家当然是医院的第一财产。”
然而医疗专家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谈何容易？业内人士的共识是，关于医生执业的一些制度规定，严重阻碍了医生的合理流动。哪怕是“医联体”内部，医生也无法实现合理流动。
根据国际医学惯例，从事基层医疗的全科医生是个体或民营医疗机构工作者，自己本身是雇主，享受充分自主权和流动权。医生可以与任何医院签约，将病人自由转诊给其他专家和医院。医生与医院之间是一种流动组合的弹性关系。放眼国内，医生作为“单位人”，断不能“自由流动”。
年初全国两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直言，建设“医联体”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人事制度，如果大家还认为只有专科医生是一流的，三流的人才去做全科，那就无法调动积极性；二是医保，如果医保能按基层、二级、三级医院这样一个总包体系去报销，自然会促进医疗资源的下沉。
徐凌忠也感叹，眼下，不同级别的医疗单位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体制，人事任命、财政补贴、医保报销等都是由不同层级的行政部分负责，在这种体制下，“医联体”的建设势必会受到各种体制机制的限制。
医疗资源不能下沉，也就意味着“强基”只能成为一种奢望。基层医疗力量不强，基层医疗机构又如何能够赢回信任？在医疗资源短期难有规模化增长的前提下，显然，需有牵头“医联体”的大医院尽到更多责任。(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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