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智力及其相关因素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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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值：单因素方差分析.
3.4 情绪智力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表3显示，情绪智力各维度和总分与消极生命态度和生命无归属维度呈显著性负相关(P<0.05～P<0.001)，与积极生命态度和追求生命意义维度呈显著性正相关(P<0.05～P<0.001)。
表3 情绪智力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n=203)
r：Pearson相关系数.
3.5 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见表4。
表4 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n=203)
注1：非志愿者=1,志愿者=2；注2：理工科=1，文科=2，医学类=3.
为了进一步验证情绪智力及有关因素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以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情绪智力各维度和总分以及被试的性别、年级、专业、是否独生子女、来源地、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参加志愿者活动为自变量，采用逐步筛选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4的结果显示：(1)在“消极生命态度”因变量上，“情绪调节”和“年级”2个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消极生命态度”14.1%的变异量；2个自变量均能负向预测“消极生命态度”(“情绪调节”程度越高“消极生命态度”得分越低，年级越高“消极生命态度”得分越低)；(2)在“生命无归属”因变量上，“情绪调节”和“志愿者活动”2个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可解释“生命无归属”16.8%的变异量，能负向预测“生命无归属”(志愿者得分高于非志愿者)；(3)在“积极生命态度”因变量上，“情绪表现”和“专业”2个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积极生命态度”7.8%的变异量，2个自变量均能正向预测“积极生命态度”(医学类得分高于其他专业)；(4)在“追求生命意义”因变量上，“ESCQ总分”和“年级”2个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追求生命意义”36.8%的变异量，2个自变量均能正向预测“追求生命意义”(年级越高得分越高)；(5)在所有入选的自变量中，情绪智力的预测力大于“年级”、“志愿者活动”和“专业”。
4 讨论
4.1 不同专业、志愿者活动和年级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先行研究指出，接触生命教育的机会对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有一定的影响。国外很多大学都设有生命教育课程，主要从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开展，引导大学生思考与生命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我国至今在学校教育中尚未实施，有的学校只是将生命教育等同于业已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或生理卫生教育。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类学生在积极生命态度维度得分高于理工类学生，这可能是由于生命教育和医学类专业有些课程之间有重叠之处，如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等。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特别是理工类专业出现了重知识、重技术、轻人文的误区，此倾向在本研究结果中也有所体现。
本研究结果显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生其积极生命意义感和情绪智力水平高于非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生，在我们的其他研究中也表明志愿服务活动对大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此结果可能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价值意义有关。
有研究显示，志愿服务活动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生命成就感。生命成就感是个人在参与社会实践(如志愿服务活动等)中所获得的感悟和体验，是个人对生命价值和意义评价的一个基本尺度，每个人都希望通过社会实践而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产生正向价值，并在这种成就感中对生命意义和自身价值做出进一步的认识和肯定，继而不断追求生命意义。大学生志愿者正是通过把志愿服务活动的成果奉献给他人和社会，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生命意义。
我们的先行研究表明，大一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成人正常水平，其中着重体现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和恐惧症状上。本研究结果又进一步显示，大一时期是消极生命态度的高危期。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大四学生较其他年级更注重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追求积极的生命意义，此结果的出现可能与大四时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增加提高了生命成就感有关。由此可见，大学生早期接触社会实践有利于提升生命意义感。
4.2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生其情绪智力与消极生命态度和生命无归属维度呈显著性负相关，与积极生命态度和追求生命意义维度呈显著性正相关；大学生整体的情绪智力与追寻生命意义维度也呈显著性正相关。此结果说明大学生情绪智力水平越高，对生命意义认知的水平越高，生命意义感越高。同时在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又可提高情绪智力水平，改善对生命意义的认知，降低生命无归属感，树立积极的生命态度；而参与志愿者活动，会让生命更有意义。
本研究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之外，大学生情绪智力结构中情绪调节、情绪表现和整体情绪智力对生命意义感具有显著性预测作用；其中情绪调节能力更能有效预测生命意义感的消极态度与情绪，是情绪智力中较为优化的预测变量。此结果表明，一个有较强的自我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也可能同样产生较强的消极态度与情绪，因为高情绪智力的大学生可能有更高的生活目标和多种个人追求。情绪表现能力更能有效预测积极生命态度这一结果，可能与情绪表现能力促进个体对社会环境的认识与适应有关。
黄希庭等认为，积极的心理健康，表现为有高尚的目标追求，从事具有社会价值的创造，渴望生活的挑战，寻求生活的充实与人生意义。本研究认为，这种积极的心理健康取向与情绪智力在功能上是一致的，也是整体情绪智力在追求生命意义过程中发挥促进作用的机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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