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侃 曾维希

    情绪作为一种不断被个体唤醒和体验的状态,有时与生活环境协调一致,有时在环境和社会交互中出现矛盾和不适应,个体会发展出各种调节情绪的方法和习惯[1]。情绪的认知观点认为情绪产生于评价过程,来自环境中好或不好的信息的生理心理反应的组织,它依赖于短时的或持续的评价。Gross认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最有价值的调节方式[2]。文化对情绪有很深的影响,Mauss指出个体的学习历史和社会文化环境在塑造自动情绪调节方面有重要作用,情绪调节是在不断重复的实践中形成。Gross的研究显示抑制与消极的结果相联系,重评与积极的结果相联系,但他也指出情绪调节没有必然的好与坏,在一种情景中是好的,在另一种情景中则可能是差的,大多研究认为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但没有很好的考虑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3]。

    许多学者认为“中庸”是中国人思维最直接的体现[4]。杨中芳提出“中庸思维”这一概念,认为《中庸》是建立自我、人际、社会和谐的理想之道。中庸与情绪的关系可视为“中和”两部分:中是要恰如其分,不走极端;和则是从整合观出发,谋求行动体系和谐共处[5]。以往的研究显示中庸思维与多项心理健康指标(信任感、生活满意度及中国人幸福感等)均呈显著正相关(0.26～0.36),与抑郁、焦虑及受困感均有显著负相关(-0.16～-0.20),但与正负性情感间有何种关系则缺乏具体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