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廉 贾文静△ 张云秀 张茂英 张姣娣 梁荷蓬

    ①中国.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珠海分院(北京) 100875 ②江西萍乡城北小学 ③江西萍乡第九中学(江西萍乡) 337000④河南开封兰考县教育局(河南开封) 475300 ⑤河南偃师市大口乡中心小学(河南洛阳) 471932 △通讯作者 E-mail:jwjxingzhe@126.com

    Ranjini 等人利用多组潜在成长跨域模型(Multigroup latent growth cross-domain models)的研究[1]显示，6～8年级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能够预测他们的自尊和抑郁。但是对于小学生而言，他们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可能具有更加不同的意义。

    根据Erikson 的理论[2]，小学生处于“勤奋感vs自卑感”的特殊成长阶段，能否获得“我是努力勤奋的”这一评价对其成长极其重要。而教师无疑是该信息的重要来源。然而在日常校园生活中，除了成绩，教师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学生的关心、欣赏或漠视、冷淡等情感性行为，在孩子眼里可能也会具有评价意义。这是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对教师偏于情感上的依恋，孩子对成人的情感表达已具有足够的敏感性[3]。同时小学生思维仍然处于具体运算阶段[4]，他们难以区分喜欢与评价，容易将“老师喜欢我”与“我是好孩子(成功的孩子)”等同。“隐性行为”较于教师给学生的学业评分、品行评语、荣誉及奖励等而言，其评价的属性更具有隐蔽性、广泛性和情境性。然而教师往往没有察觉到这些行为对学生产生的评价作用，一般情况也很少去留意。例如，郑维廉等运用IAT 方法揭示，小学教师中普遍存在对成绩差的学生和农民工子女的消极隐性评价[5-6]。而目前关于教育中“隐性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隐性知识、隐性课程、教师期望等，对教师“隐性评价”却涉及甚少[7]。隐性评价作为教育评价的一种类型，其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决不亚于“显性”评价[8]。但以往的相关研究多以描述为主，缺少量化探讨。

    本研究根据自编的小学生感知到的教师隐性评价行为问卷[9]，对教师的这些行为进行量化分析，以了解孩子的学习成绩、教师隐性评价行为及其与自尊水平和抑郁症状间的关系，帮助教师意识到隐性评价对小学生心理的影响，促进教师思考并改进自己的包括言语、表情、肢体动作在内的各种会影响学生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