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阳莉 李 俊 李 薇 谢维友 原 婧 陶 云△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COVID-19)在中国迅速蔓延(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流行病学小组)。新冠疫情对我国各行各业的不同群体产生了巨大且持续的影响，其中应届大学毕业生是受影响较大的群体之一。近年来，伴随高校扩招力度的不断加大，高校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根据教育部2021年8月发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届高校应届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为797.2万人，比十年前同比增加221.78万人，增长38.54%。2021届达到909万人，2022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创历史新高，将首次突破1000万，达到1076万人。受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以往吸纳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纷纷陷入困境，都在采取降薪裁员的策略，以维持生存和发展。就业人数的激增会导致就业形势更加复杂和严峻，加上往年未就业大学生的“累积存量”，我国将迎来史上最难就业季，这无疑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是指个体在就业过程中，面临求职、择业时受到内部或外界压力源的影响而引起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应激过程[1]。严峻的就业形势会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明显上升，来自就业的压力已经成为当前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最大心理社会压力源[2-3]。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项目”的一项调查发现，新冠疫情爆发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对比疫情前有显著上升[4]。已有研究证实，来自就业的压力会导致毕业生群体心理焦虑上升，心理健康水平下降[5]。此外，就业压力不仅会降低个体积极心理资本存量[6]，还会负向影响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成熟度[7]，影响个体的职业发展[8]。因此，就业压力作为一种直接影响大学毕业生发展的近端外部社会环境因素，是一种可能导致或加剧个体社会适应不良或行为偏差的危险性因素。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根据自己的评价标准对自身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段时期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的总体性认知评估[9]，是主观幸福感的核心指标[10]。抑郁是一种无力应对压力事件而产生的负性情绪状态[11]。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分别是测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积极指标和消极指标[12-13]。已有研究发现，过高的就业压力不仅可以直接降低毕业生的主观幸福感[1]，还能通过影响其职业延迟满足感，进而降低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6]。除此之外，就业压力还会导致个体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上升，更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解释压力事件[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