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旭 熊思成 张 斌 贺 艺

    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心理系(长沙) 410208 △通信作者 E-mail:2579798864@qq.com

    随着移动终端的出现,青少年网络生活从传统电脑扩展到手机,移动互联网已逐渐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和社交娱乐的主要途径之一。尽管手机给个体带来诸多的便利,但手机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引发个体对其的过度使用甚至依赖。手机依赖是目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它是指由于对手机的过度使用而导致个体社会功能受损、并带来心理和生理问题的一种技术依赖行为[1]。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青春期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伴随着自我实现的矛盾促使其不断寻求外界的心理补偿和慰藉,而手机使用正逐渐成为他们满足心理需求最快捷的途径之一[2]。研究显示,全球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流行率已高达25.7%[3]。因此,探究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其具体机制,对规范青少年手机使用行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在影响手机依赖的众多生态风险因素中,家庭因素近年来备受关注。研究发现,青春期个体伴随着身心快速发展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往往更容易产生一系列社会适应问题,若此时青少年与其家庭成员未形成积极的互动模式,便可能通过其他非适应行为(如手机依赖)来寻求补偿[4]。除家庭因素外,学校因素也可能在青少年手机依赖形成过程中扮演者重要角色。研究指出,青少年对学校的归属感越低,越容易对学校和社会的各项规范产生抵触情绪,进而导致个体出现更多的违纪、手机依赖等问题行为[5]。最后,作为一种共同活动并相互影响的平行关系,同伴交往对个体手机依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研究发现,消极的同伴关系会增加青少年的人际敏感性和社交焦虑,进而导致个体通过过度使用手机来弥补现实生活中同伴友谊的缺失[6]。尽管以上证据均表明不同生态风险因素与个体的手机依赖存在一定关联性,但以往研究多是基于横断面,仅能初步探讨手机依赖与某一生态风险因素的相关联系[7-9],难以对其动态变化以及变量间的准因果关系作出准确解释。其次,现有的研究多是考察某单一生态因素与手机依赖的关系,较少关注多领域风险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协同发展作用。根据生物生态学理论,发展中的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多个生态子系统中,个体与各个生态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均会对其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10]。因此,若仅关注其中某一个生态因素,而忽略了其它因素的累积效应,不但不符合生活实际,还易造成该因素的效应量被高估[11]。受该理论的启发,近年来研究者尝试了多种方法评估多重风险对个体的影响。其中,累积风险模型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累积生态风险模型主张多种风险因素是协同发生的,并以相互叠加的形式对个体的心理及行为适应产生破坏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