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婧 王 詠

    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E-mail:hujing306@163.com ②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③国际关系学院心理研究服务中心 △通信作者 E-mail:wangy@uir.edu.cn

    由于社会角色变化引起的青少年问题行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青少年问题行为是指个体无法良好适应社会而产生的不良情绪以及对他人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1],包括内化与外化问题行为。前者包括如抑郁、焦虑等症状[2];后者指对外部世界的消极行为,如犯罪和攻击等[3]。二者存在共发现象,具有共同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4]。

    根据问题行为理论,问题行为是风险与保护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风险因素会增加青少年参与风险行为的可能性,保护性因素则可通过为青少年提供个人发展机会缓和累积风险的消极影响、从而降低其参与风险行为的可能[5-6]。在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引导下,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家庭因素对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保护作用[7],但是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内部资源,往往被视为中介变量而非自变量参与问题行为的解释。故本文将从生命意义感的角度探讨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保护机制。

    生命意义感和青少年问题行为:生命意义感指个体对生活本质、对自身认为重要的事物感知到有意义的程度,包括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两个维度,前者是个体对于当下生活的评价,后者表现了个体追求生命意义的努力程度[8]。值得注意的是,意义寻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了意义体验的调节,缺乏意义体验的意义寻求无法使个体获得生命意义感,甚至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2]。先前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可在压力情境下保护个体心理健康。例如在COVID-19疫情期间,以生命意义感为中心的应对方式能够有效应对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行为[9]。对于外化问题行为,生命意义感可负向预测各类不良行为,包括反社会行为[10]、药物滥用[11]、网络成瘾[12-13]等。据此,提出假设1:生命意义感可减少内外化问题行为,对心理健康起到缓冲作用。

    社会联结的中介作用:社会联结作为情感纽带,反映了个体与他人和其他群体的归属感程度[14]。临床研究发现,社会联结可缓解人们对特定创伤事件的总体痛苦感,联结越多,生活满意度越高,压力、担忧和疲劳等负性体验越少[15-16]。当个体感觉到被支持时,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寻求帮助达到积极强化的目的,从而减少抑郁和物质滥用等症状[17-18]。与此对应,低水平社会联结被证明导致了更多的抑郁、孤独、焦虑、自杀等心理健康问题[19]。既往研究证明,生命意义感驱动个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和决策,促进个体社会化,可增强个体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的倾向,因此更高的生命意义感可预测更高的社会联结[1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