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进展(1)
摘 要 目的：本文通过介绍、分析国内外抑郁症经济负担有关研究方法与进展，为我国制定优先的卫生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荟萃法对国内外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有关文献进行分析和整理。结果：国外对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较多，研究全面、系统、深入，而国内缺乏相关研究。结论：我国需要加强抑郁症经济负担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制定优先的公共卫生政策，有效降低抑郁症的经济负担。
关键词 抑郁症 经济负担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7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06)12-0539-03
抑郁症(depression)作为一种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疾病[1]，是一种常见的以情绪低落、持续性疲乏、动力缺乏等为核心症状的精神疾病。按照CCMD-3的标准[2]， 抑郁症是以心境低落为主，与其处境往往不相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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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作为一种全身性疾病，它不仅是一种生物学疾病，还是一种社会性疾病。如果得不到及时发现和有效治疗，不仅严重影响患者本人的身体功能，同时还严重影响患者家庭功能和社会功能，甚至演变为一种灾难——自杀，增加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经济负担，影响国家财政健康运行。
同时，抑郁症作为一种慢性精神疾病，因治疗的疗程长，显效慢，复发率、致残率、自杀率高，已成为困扰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大难题[3]。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社会压力的加重，压力源的增多，抑郁症的患病率在上升，危害性在增大，而当前抑郁症的识别率、就诊率、治疗率均很低，成为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它已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日益重视。
抑郁症的经济负担尽管被世界各国重视，但对它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不多。对抑郁症的经济负担开展研究的主要是美国、英国，就连很多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法国、德国等)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研究。Berto P等[4]在Medline、Embase查阅1970～1998年有关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论文，总共有10篇，其中美国3篇，英国3篇，意大利等其它各国共4篇。
, 百拇医药
Simon GE等[5]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卫生支出显著高于没有抑郁症的患者(4 246美元∶2 371美元, P [6]。
1993 年,WHO、世界银行及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院开展了一项全球疾病负担的合作研究,将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 DALY) 作为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估计到2020 年,抑郁障碍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达到7 900万DALYs,仅在心脏病(8 200万DALYs)之后。而在中国,精神障碍和自杀所占总疾病负担的比例将位列第一，成为第三个就诊的原因。 2000年WHO 测算全球疾病负担，抑郁症负担位列第四，占疾病总负担的4.4%，达6 500万DALYs [7]。
美国Stoudemire A等[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抑郁症经济负担的测算，他们采用直接治疗成本和因死亡和共病造成的劳动力损失来测算，具体计算了医疗的成本、家庭护理成本、药物成本等。研究结果显示，全美1985年在抑郁症方面的经济负担大约163亿美元。Greenberg PE等[9]随后又测算了1990年美国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他们采用人力资本法，将成本分为医疗、精神、药物方面的直接成本、因抑郁症导致的死亡成本、工作损失及与抑郁症相关的共病成本，该研究拓展了成本的计算，不仅计算了休工损失，还计算了因抑郁症导致工作能力降低产生的损失，估计全美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损失为437亿美元，仅次于肿瘤(1 024亿美元)和艾滋病(660亿美元)，其中直接成本124亿美元，占28%，死亡成本75亿美元，占17%，共病损失238亿美元，占55%。直接成本中，药物成本占12亿美元，门诊费用占28亿美元，住院费用占83亿美元。研究还认为，如果再计算注意力下降的成本、生活质量下降的成本和其他成本，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会显得更高。1996年Greenberg PE等[10]在重新应用NCS(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的患病率数据和ECA (the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Survey)的治疗率数据后发现全美1990年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为529亿美元，其中增加负担60%以上为误工造成。时隔10年，Greenberg PE等[11]采用1990年的成本测算方法，仅对数据进行更新，再次对2000年全美抑郁症经济负担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2000年抑郁症经济负担为831亿美元，直接医疗成本261亿美元，占31%，死亡成本54亿美元，占7%，误工损失515亿美元。与1990年相比，尽管治疗率由27.9%增长到43.6%，但是经济负担经贴现计算仅增加7%，由1990年的774亿美元(按2000年价格)增加至831亿美元。经济负担并没有因治疗率大幅提高而同步增加，主要原因是：因积极治疗使患病率有所下降，由10.1%下降到8.7%；使用疗效好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卫生保健环境良性改善，住院病人数量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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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erg PE等[12]研究发现，抑郁症使患者家属、看护者、雇主、保险支付者的经济负担显著加重，同时由于很多细节的成本未能测算，认为成本还存在过低估计。Jonsson B等研究认为，1990年英国抑郁症每年的直接成本为2.22亿英镑，但Kind和Sorensen估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990～1991年抑郁症的直接成本为4.17亿英镑，每年损失1.55亿个工作日，造成30亿英镑的损失和9万个生命年损失。在最近的研究[13]结果显示，英国2000年的抑郁症疾病负担为90亿英镑。2002年欧共体抑郁症经济负担占疾病负担的4.5%～7.6%,影响3%～15%的人口，约有3 340万名患者，主要影响成人、妇女、低收入者。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胡德伟教授对亚太地区的抑郁症经济负担作了研究，本研究采用国际心理卫生刊物中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DALYs按照WHO的估计。研究结果表明，澳大利亚1997～1998年的抑郁症成本为18亿美元，直接成本占总成本的22%；中国台湾1994年的成本为14亿美元，直接成本占25%；中国大陆2000年估计有1 420万DALYs，亚太地区总共有2 270万DALYs。尽管亚太地区国家的医保制度覆盖面在扩大，但对抑郁症没有具体的条款和政策，抑郁症治疗在亚太地区成本代价太大，直接成本所占比例太大，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减少抑郁症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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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抑郁症 经济负担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7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06)12-0539-03
抑郁症(depression)作为一种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疾病[1]，是一种常见的以情绪低落、持续性疲乏、动力缺乏等为核心症状的精神疾病。按照CCMD-3的标准[2]， 抑郁症是以心境低落为主，与其处境往往不相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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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作为一种全身性疾病，它不仅是一种生物学疾病，还是一种社会性疾病。如果得不到及时发现和有效治疗，不仅严重影响患者本人的身体功能，同时还严重影响患者家庭功能和社会功能，甚至演变为一种灾难——自杀，增加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经济负担，影响国家财政健康运行。
同时，抑郁症作为一种慢性精神疾病，因治疗的疗程长，显效慢，复发率、致残率、自杀率高，已成为困扰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大难题[3]。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社会压力的加重，压力源的增多，抑郁症的患病率在上升，危害性在增大，而当前抑郁症的识别率、就诊率、治疗率均很低，成为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它已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日益重视。
抑郁症的经济负担尽管被世界各国重视，但对它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不多。对抑郁症的经济负担开展研究的主要是美国、英国，就连很多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法国、德国等)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研究。Berto P等[4]在Medline、Embase查阅1970～1998年有关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论文，总共有10篇，其中美国3篇，英国3篇，意大利等其它各国共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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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GE等[5]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卫生支出显著高于没有抑郁症的患者(4 246美元∶2 371美元, P [6]。
1993 年,WHO、世界银行及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院开展了一项全球疾病负担的合作研究,将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 DALY) 作为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估计到2020 年,抑郁障碍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达到7 900万DALYs,仅在心脏病(8 200万DALYs)之后。而在中国,精神障碍和自杀所占总疾病负担的比例将位列第一，成为第三个就诊的原因。 2000年WHO 测算全球疾病负担，抑郁症负担位列第四，占疾病总负担的4.4%，达6 500万DALYs [7]。
美国Stoudemire A等[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抑郁症经济负担的测算，他们采用直接治疗成本和因死亡和共病造成的劳动力损失来测算，具体计算了医疗的成本、家庭护理成本、药物成本等。研究结果显示，全美1985年在抑郁症方面的经济负担大约163亿美元。Greenberg PE等[9]随后又测算了1990年美国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他们采用人力资本法，将成本分为医疗、精神、药物方面的直接成本、因抑郁症导致的死亡成本、工作损失及与抑郁症相关的共病成本，该研究拓展了成本的计算，不仅计算了休工损失，还计算了因抑郁症导致工作能力降低产生的损失，估计全美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损失为437亿美元，仅次于肿瘤(1 024亿美元)和艾滋病(660亿美元)，其中直接成本124亿美元，占28%，死亡成本75亿美元，占17%，共病损失238亿美元，占55%。直接成本中，药物成本占12亿美元，门诊费用占28亿美元，住院费用占83亿美元。研究还认为，如果再计算注意力下降的成本、生活质量下降的成本和其他成本，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会显得更高。1996年Greenberg PE等[10]在重新应用NCS(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的患病率数据和ECA (the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Survey)的治疗率数据后发现全美1990年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为529亿美元，其中增加负担60%以上为误工造成。时隔10年，Greenberg PE等[11]采用1990年的成本测算方法，仅对数据进行更新，再次对2000年全美抑郁症经济负担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2000年抑郁症经济负担为831亿美元，直接医疗成本261亿美元，占31%，死亡成本54亿美元，占7%，误工损失515亿美元。与1990年相比，尽管治疗率由27.9%增长到43.6%，但是经济负担经贴现计算仅增加7%，由1990年的774亿美元(按2000年价格)增加至831亿美元。经济负担并没有因治疗率大幅提高而同步增加，主要原因是：因积极治疗使患病率有所下降，由10.1%下降到8.7%；使用疗效好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卫生保健环境良性改善，住院病人数量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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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erg PE等[12]研究发现，抑郁症使患者家属、看护者、雇主、保险支付者的经济负担显著加重，同时由于很多细节的成本未能测算，认为成本还存在过低估计。Jonsson B等研究认为，1990年英国抑郁症每年的直接成本为2.22亿英镑，但Kind和Sorensen估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990～1991年抑郁症的直接成本为4.17亿英镑，每年损失1.55亿个工作日，造成30亿英镑的损失和9万个生命年损失。在最近的研究[13]结果显示，英国2000年的抑郁症疾病负担为90亿英镑。2002年欧共体抑郁症经济负担占疾病负担的4.5%～7.6%,影响3%～15%的人口，约有3 340万名患者，主要影响成人、妇女、低收入者。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胡德伟教授对亚太地区的抑郁症经济负担作了研究，本研究采用国际心理卫生刊物中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DALYs按照WHO的估计。研究结果表明，澳大利亚1997～1998年的抑郁症成本为18亿美元，直接成本占总成本的22%；中国台湾1994年的成本为14亿美元，直接成本占25%；中国大陆2000年估计有1 420万DALYs，亚太地区总共有2 270万DALYs。尽管亚太地区国家的医保制度覆盖面在扩大，但对抑郁症没有具体的条款和政策，抑郁症治疗在亚太地区成本代价太大，直接成本所占比例太大，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减少抑郁症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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