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息素养的研究进展(2)
1.2.2國内相关量表 由于国内外卫生水平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国外量表不适宜用于国内居民健康信息素养调查。国内研究者开发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性的特定量表：健康信息素养自评量表[13]和居民健康信息素养问卷[14]。王辅之[13]等编制健康信息素养自评量表，分为五个维度：意识、获得、评价、应用和道德，有正向和反向条目共29个，使用Likter 5级评分法，总分越高，则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越高。因其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信效度、快速便捷的特点，值得在我国推广使用。居民健康信息素养问卷由王刚等在2014年依据2008年编写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改编，共有10个条目，总分13分;若得分≥10分者，评价其具备健康信息素养。问卷条目虽在《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有所减少，但更紧紧围绕健康信息素养的概念，能够全面测评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运用广泛。
2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研究现状
2.1国外水平研究 国外对HIL的研究起步早，发展快，干预全面，并于2006年开发了健康信息素养培训课程以及基于网络的HIL自我指导工具，启动公共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计划[15，16]。在2008年建立了一系列有关课程来帮助公民认识健康信息需求，保障获取、评估健康信息的途径，促进理解进而采取正确的医疗决策，提高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 百拇医药
国内外研究学者就健康信息素养进行探究，关于健康信息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取得显著进展，指出受教育水平高低在居民健康信息素养高低有很大的影响[17-19]。随着研究成果的进展，国外许多学者在早些时期便加大了对居民的干预措施，很大程度上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同时国外在社会上对健康信息服务完善，使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能够得到提高[3]，如建立公共图书馆，能帮助居民获得到健康信息，一定程度上有所作用。所以在欧美国家，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普遍较高。
2.2国内水平研究 相较于国外对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研究，国内研究开展较迟，对健康信息素养测评的研究缺乏特异性，卫生部最早于2008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份界定公民健康素养的政府文件——《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后在2009年12月公布的“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HIL水平仅为6.48%，该结果表明我国处于较低的水平[20]。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普查报告显示为22.95%[21]。分别对不同地区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调查和研究，如2015年覃世龙等学者针对湖北省居民进行了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量表问卷调查，从而提出了提高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解决措施[22];2018年苟莉莉等对2016年南京市女性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进行调查，同样发现南京居民健康信息素养为19.45%[23]。虽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较过去呈上升态势，这与学者研究HIL的影响因素，对居民采取健康信息素养干预措施有很大关系。
, 百拇医药
此前，国内更为关注健康素养，健康素养主要体现在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而忽视对健康信息获取、理解、应用等能力对健康的影响，直至有学者提出了健康信息素养应成为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的关键点的观点[24]。自此，国内学者关于探究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的成果逐渐增多。
3健康信息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3.1文化程度 国内相关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健康信息素养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25，26]。居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越高[27]。相对而言，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高，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群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低。文化程度的差异可以影响个人获取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意愿以及获取健康知识后的处理能力。
现代通讯技术研究指出，大众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健康信息本身的通讯水平，同时受个体接受度、判断信息能力的限制，而获取和利用健康信息的综合能力与文化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在大数据的时代，文化程度较高者知识结构相对更加完善，健康信念也越强，会主动从互联网中获取大量信息，其获取健康知识的能力较高，对于健康信息的阅读理解能力突出，即健康信息的需求分析和理解能力强。他们利用新媒体获取健康科学信息的能力显著提高，知识的储备和自我防范意识加强了健康信息的甄别能力，可以应用来源可靠的健康信息进行独立决策，提高行为健康素养能力[28]。
, 百拇医药
3.2年龄 人群的年龄差异影响着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相关研究发现[18，29]，随着人们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群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青年人群对新事物或者知识有良好的接受能力，通过网络、广播等媒介获取更多的有价值信息，伴随着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对防病保健意识相对提高。同时，机体逐渐退化，中年人要面对更多疾病的困惑，记忆力随之减退，对健康信息的阅读、理解和应用能力也降低，健康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变窄、媒体使用能力较低，直接影响了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能力。近十年来，国内外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证明[30，31]，老年人获取在线健康信息，可以普及健康常识，提高老年人的健康认知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识，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帮助做出合适的健康决策，对各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3职业 不同职业的人群HIL水平差异明显。普遍认为农民的HIL水平最低，事业单位或者医务人员的HIL水平最高[32]。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不同人群本身就会存在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巨大差异。同时，事业单位人员等所处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和农民截然不同，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支持的提高也必然促使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接受更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农民的健康信念受到生活环境和社会支持的制约影响而缺乏对自身健康状况的重视，他们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缺乏，不会主动从各种途径中获取医疗健康知识，也常会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导致就医依从性低、接受不到健康宣教、疾病指导。, 百拇医药(熊娟娟 史明惠 薛智超 冒鑫娥 刘永兵)
2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研究现状
2.1国外水平研究 国外对HIL的研究起步早，发展快，干预全面，并于2006年开发了健康信息素养培训课程以及基于网络的HIL自我指导工具，启动公共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计划[15，16]。在2008年建立了一系列有关课程来帮助公民认识健康信息需求，保障获取、评估健康信息的途径，促进理解进而采取正确的医疗决策，提高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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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学者就健康信息素养进行探究，关于健康信息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取得显著进展，指出受教育水平高低在居民健康信息素养高低有很大的影响[17-19]。随着研究成果的进展，国外许多学者在早些时期便加大了对居民的干预措施，很大程度上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同时国外在社会上对健康信息服务完善，使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能够得到提高[3]，如建立公共图书馆，能帮助居民获得到健康信息，一定程度上有所作用。所以在欧美国家，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普遍较高。
2.2国内水平研究 相较于国外对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研究，国内研究开展较迟，对健康信息素养测评的研究缺乏特异性，卫生部最早于2008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份界定公民健康素养的政府文件——《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后在2009年12月公布的“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HIL水平仅为6.48%，该结果表明我国处于较低的水平[20]。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普查报告显示为22.95%[21]。分别对不同地区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调查和研究，如2015年覃世龙等学者针对湖北省居民进行了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量表问卷调查，从而提出了提高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解决措施[22];2018年苟莉莉等对2016年南京市女性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进行调查，同样发现南京居民健康信息素养为19.45%[23]。虽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较过去呈上升态势，这与学者研究HIL的影响因素，对居民采取健康信息素养干预措施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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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国内更为关注健康素养，健康素养主要体现在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而忽视对健康信息获取、理解、应用等能力对健康的影响，直至有学者提出了健康信息素养应成为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的关键点的观点[24]。自此，国内学者关于探究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的成果逐渐增多。
3健康信息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3.1文化程度 国内相关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健康信息素养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25，26]。居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越高[27]。相对而言，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高，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群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低。文化程度的差异可以影响个人获取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意愿以及获取健康知识后的处理能力。
现代通讯技术研究指出，大众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健康信息本身的通讯水平，同时受个体接受度、判断信息能力的限制，而获取和利用健康信息的综合能力与文化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在大数据的时代，文化程度较高者知识结构相对更加完善，健康信念也越强，会主动从互联网中获取大量信息，其获取健康知识的能力较高，对于健康信息的阅读理解能力突出，即健康信息的需求分析和理解能力强。他们利用新媒体获取健康科学信息的能力显著提高，知识的储备和自我防范意识加强了健康信息的甄别能力，可以应用来源可靠的健康信息进行独立决策，提高行为健康素养能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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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龄 人群的年龄差异影响着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相关研究发现[18，29]，随着人们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群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青年人群对新事物或者知识有良好的接受能力，通过网络、广播等媒介获取更多的有价值信息，伴随着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对防病保健意识相对提高。同时，机体逐渐退化，中年人要面对更多疾病的困惑，记忆力随之减退，对健康信息的阅读、理解和应用能力也降低，健康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变窄、媒体使用能力较低，直接影响了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能力。近十年来，国内外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证明[30，31]，老年人获取在线健康信息，可以普及健康常识，提高老年人的健康认知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识，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帮助做出合适的健康决策，对各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3职业 不同职业的人群HIL水平差异明显。普遍认为农民的HIL水平最低，事业单位或者医务人员的HIL水平最高[32]。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不同人群本身就会存在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巨大差异。同时，事业单位人员等所处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和农民截然不同，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支持的提高也必然促使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接受更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农民的健康信念受到生活环境和社会支持的制约影响而缺乏对自身健康状况的重视，他们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缺乏，不会主动从各种途径中获取医疗健康知识，也常会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导致就医依从性低、接受不到健康宣教、疾病指导。, 百拇医药(熊娟娟 史明惠 薛智超 冒鑫娥 刘永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