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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
http://www.100md.com 2016年7月1日 《知识窗》2016年第7期
我在故宫修文物

     大多数人认为,修复文物是一件近乎复制古人创作的过程。这样说没有错,至少在故宫的中生代匠人中还残留着这种痕迹。而生于1978年的屈峰就不那么“规矩”了:“我不愿闷下头来一辈子做匠人!较之匠人,我更愿做一名学者。因为匠人的工作更接近复制古人的创作,缺乏自我表达的空间。 ”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毕业的屈峰被招聘进故宫。进故宫修复的第一件文物,是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不一会儿工夫,他就做完了,师傅的评价却是:“你做得太快了。”最不适应的是,他着迷于想象力和创造性,修复文物却必须严格按照规律来,有时这近乎是一种限制。木器组修复的大多是实用性家具,有些审美价值不高。一件丑陋的家具,还得按照它原本丑陋的方式修复,如果修改了,就不是文物了。尽管有那种“改”的冲动,他也只好在内心说服自己:丑陋也是一种存在!我们做的工作是修复,而不是创造。修复,就得尊重前人的创造。

    2016年4月,屈峰作为科长面试新一拨年轻人,给毕业生的提醒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工作的性质吗?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一位年轻人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说:“这个地方可不能心潮澎湃,一心潮澎湃就麻烦了,而是要冷静。”

    屈峰从骨子里认同,文物修复的理念还得有“创造”的因子:不希望修复文物只按照传统套路——体现人的价值。复活的意义,是要了解当时的时代审美是什么。格物格物,物是人创造的。传承文化,要传承这个。

    因此,每进来一件文物,动手之前,屈峰都要和同组人先激烈辩论,这件文物要保留的到底是什么,再制订修复方案。如某件文物破了个口,影响它最重要的审美价值,是补还是不补?他以日本修寺院为例,日本每隔三年就把这些寺院全拆了,重建一个,它的修建观念是另一种认识观——保留的是技术。

    在屈峰看来,故宫的慢和外面的快,匠人工作的守和艺术创造的破,并不对立。真正的大师一定要接受所有,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镶嵌组的罗涵,本科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珠宝鉴定专业,后在中山大学读研。她进故宫工作的愿望是从事古董珠宝研究和评估,这样的选择多少让身边人难以理解,同学们叹息如果她去珠宝行可以赚更多,父母希望她在离老家福建更近的广东工作。

    月薪几千,罗涵没法在衣服上花费太多。应邀参加同学会,她翻了一整晚衣柜,精疲力尽,一无所获。这样的时刻,罗涵也会羡慕那些从事珠宝商贸工作、年薪数十万的大学同学。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工作,年轻人穿得最多的就是一件靛蓝色的大褂工服,或者是系一条右侧印有红色字体“故宫博物院”的黑色围裙。

    2013年联合国总部装修,罗涵参与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象牙雕作品《成昆铁路》的搬运项目中。《成昆铁路》由八根象牙组合而成,雕刻非常精细,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问题。罗涵负责材料的加固工作,这份重任是一般人“扛”不住的。

    相比不“扛”,罗涵更愿意去“扛”事。“追寻心里最想要的,才是事。”这是罗涵近年来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故宫里外的世界截然不同,外面在变,故宫文物科技部固守的是不变,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没有迷失——现在我能跟那些浮动的欲望保持距离。”

    2016年3月18日,两岸三院同人书画交流展开幕,墙上挂着一幅临摹师陈露画的纸本设色画《蝴蝶》。罗涵在朋友圈贴了这张图,并写道:“跟文物在一起,生命被延长了。”

    《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故宫90周年献礼的纪录片,在豆瓣获得了9.5分的好评,甚至超过《琅琊榜》,并正式登陆天猫魔盒。一部记录故宫文物修复工作日常的纪录片却意外地在“90后”中走红,1989年出生的制片人程博闻一语道破天机:“大国工匠需要的就是这种‘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吃大苦,甘寂寞,耐长期,还要敢于破与立’的精神!这些,在这批年轻的故宫文物修复者身上都体现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纪录片能在‘90后’中走红的真正原因!” (柯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