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从生命
一位记者问我:“你怎样分配写作和作画的时间?”我说,我从来不分配,只听命于生命的需要,或者说遵从生命。他不明白,我告诉他:写作时,我被文字淹没。一切想象中的形象和画面,还有情感乃至最细微的感觉,都必须“翻译”成文字符号,都必须寻觅到最恰如其分的文字代号,文字好比一种代用数码。我的脑袋便成了一本又厚又沉重的字典。渐渐感到,语言不是一种沟通的工具,而是交流的隔膜與障碍——一旦把脑袋里的想象与心中的感受化为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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