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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山大学哲学系；2.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275)

    1 引 言

    文化心理学领域关于文化互动的实证研究中常常选取双文化个体来研究文化适应、不同文化知识网络的表征与使用等问题。一般认为，双文化个体(bicultural individuals)指同时将自我归属于两种文化族群的双语个体(Benet-Martínez,Leu,Lee,& Morris,2002;Nguyen & Benet-Martínez,2007;Ringberg,Luna,Reihlen,& Peracchio,2010)。而这些研究中涉及的双文化个体通常是旅居者、移民或移民后代(Benet-Martínez等,2002;Huynh,Nguyen,& Benet-Martínez,2011;No,Hong,Liao,Lee,Wood,& Chao,2008)。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前述研究中主要涉及的移民国家不同，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互动有多种形式：不限于个体从母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生活环境到第二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生活环境(如：个体从少数民族聚居地到汉族聚居地学习、工作)，还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群体在特定区域长期共同生活的情形(如：多民族杂居地)。上述两种跨文化互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双文化个体：旅居双文化个体和杂居双文化个体。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背景存在一个主要差异：旅居双文化个体的母文化和第二文化在其所在社会情景中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杂居双文化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中两者常常并无明显的主次之分。两种不同的形成背景，是否会形成两种具有不同认知特点的双文化个体？已有的少量研究表明这两种双文化个体在民族和双文化整合上可能存在差异。高承海和万明钢(2013)发现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个体的民族本质论水平显著高于散居少数民族个体。杨晓莉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聚居与杂居地区的藏族双文化个体在双文化整合与心理适应性的相关性上有所差异。但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直接比较这两类双文化个体，因此，目前尚缺乏严格且系统的对比。

    此外，以往关于双文化个体的跨文化互动的研究常常认为双文化个体内化了两种文化构念网络(networks of cultural constructs)，他们能根据不同的文化情景线索切换使用相应的文化构念网络，即：文化框架转换(cultural frame switching，如：Cheng,Lee,& Benet-Martinez,2006;Hong,Morris,Chiu,& Benet-Martínez,2000;Ross,Xun,& Wilson,2002;Wong & Hong,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