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柠梦 孙炳海 任梓荣 缪润润 乐国安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1 引 言

    差别信任，个体只信任亲近的人，而不信任陌生人，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费定舟，刘意，2018)。这种差别信任同样存在于我国公众的政府信任上，即“差序政府信任”(李连江，2012)，表现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差序政府信任的存在会弱化地方治理、阻碍国家整体治理效益提升，甚至使地方或基层政府的治理陷入“塔西陀陷阱”(耿静，2013)。因此，如何提升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政府部门应当增强公众参与治理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刘涛，范明英，2015)。其中，公众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是达成协同共治，提升政府信任的重要基础(向良云，杨筱，2018)。

    政治参与作为公众与政府重要的互动途径之一，是影响公众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政治参与是指公众采取一定方式或途径，如选举、竞选、协商等(徐久刚，冯进成，刘润民，2006)，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也涉及与政府决策、政治知识相关的认识或观念(陈振明，李东云，2008)。研究指出，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金炜玲，孟天广，2021)。其中，制度化参与包括参与选举、联系官员等；非制度化参与则是抗议行动，如游行示威、政策抵制等(宁晶，孟天广，2019)。研究者指出(胡荣，2015；张于，曹明宇，2018)，制度化参与，如基层选举、参加居委会工作等，能够促进公众对警察的信任；而抗争性政治参与(上访、抗议等)对公众的警察信任并不产生影响，甚至具有消极作用。另外，徐小满(2019)则基于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发现，个体的公众参与水平，包括签名上书、参加抵制活动、示威游行等非制度化参与，促进了公众的政府信任。可见，不同参与类型对公众政府信任的影响不同。由此，研究在探究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关系时，还需具体聚焦于某一参与类型或活动。

    政府宣传教育作为政府管理手段之一，旨在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或激励方式，以提高公众政治认识、实现组织目标(黄东升，2009)。相比于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政府所组织的宣传教育更为频繁地出现在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如消防演习、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商木林，2020)、生活垃圾处理(赵朔，2021)等。另外，作为与公众广泛而直接接触的地方政府，对宣传教育活动的组织和落实具有主导作用，包括对宣传教育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对宣传教育活动的策划和实施以及响应经费的支持等(商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