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娜 张俊杰 慕文龙 黄柳玥 董文静 迟新丽，6**

    (1.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 300350；2.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5；3.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 430072；4.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系，澳门 999078；5.深圳大学心理学院，深圳 518060；6.深圳大学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深圳 518060)

    1 引 言

    外化问题行为是指个体在成长中出现的阻碍其社会适应的、指向外部环境或他人的破坏行为(Achenback & Rescorla，2001)。随着个体进入青春期，其打架、违纪、逃学等外化问题行为较童年期明显增加(Huang，Lanza，Murphy，& Hser，2012)。一项最新的国内调查显示，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检出率高达35.1%(Chi & Cui，2020)。研究发现，外化问题行为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和学业发展(Becherer，Koller，& Zimmermann，2021；Dickson，Marion，& Laursen，2018)，并引发一系列内化问题，如抑郁、焦虑、社会退缩等(Lee &Stone，2012)，甚至可以显著预测成年期的精神障碍、物质滥用以及犯罪行为(Meque，Dachew，Maravilla，Salom，& Alati，2019；Reef，Diamantopoulou，van Meurs，Verhulst，&van der Ende，2011)。因此，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一直以来倍受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传统的“缺陷与问题”干预模型受到越来越多批评，学者们开始关注个体潜在可改变的积极心理资源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Lerner，Lerner，Bowers，& Geldhof，2015)。“优势与成长”取向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观逐渐兴起，为减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框架。

    积极青少年发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PYD)是指一种力争达到充分、健康、成功的最优化发展(Lerner&Steinberg，2009)，这一概念强调青少年发展的可塑性，关注青少年的优势与潜能。大量研究证实，积极青少年发展是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指标(Urke，Holsen，& Larsen，2021)，高水平的积极青少年发展可以有效促进个体的内在自我调节(Gestsdottir，Geldhof，Lerner，& Lerner，2017)，推动个体以健康的方式处理自身遇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