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宁 张 晨 靖淑针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保定 071002)

    1 引 言

    个体在道德两难决策中，往往会伴随强烈的情绪体验和认知冲突。道义论决策指无论损失多大都不会做出伤害行为，功利论决策则反映了人们为避免更大损失而伤害他人的倾向(Greene，2009)。道义论决策由情绪驱动，功利论决策则由认知推理驱动，情绪和认知推理会针对道德决策中的矛盾冲突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个体的道德决策(Han，2017)。

    情绪在道德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Zhang，Kong，& Li，2017)。消极情绪如厌恶、愤怒、悲伤等会增强道德两难问题中的道义判断(Szekely & Miu，2015)，而积极情绪则会增加功利判断(Valdesolo &DeSteno，2006)。有关情绪脑区受损病人(Moll et al.，2018) 和高精神病性特征者(Pletti，Lotto，Buodo，& Sarlo，2017) 的研究也印证了上述发现。另外，两难情境带来的情绪体验的强烈程度也会影响道德决策。若两难情境满足：对目标对象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伤害指向某一特定个体或人群、伤害是由于转移现有威胁造成的，则被称为“个人”情境，否则称为“非个人”情境(Greene，2009)。个人情境相较于非个人情境，会引发更多的情绪反应，从而促使个体做出道义判断(Moore，Lee，Clark，& Conway，2011)。

    有效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可以改变道德决策的倾向。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前者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早期，通过改变个体对情绪事件的观点态度，降低情绪反应；而后者则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晚期，通过控制外显表情来压抑情绪，减少情绪体验(Gross & John，2003)。有研究要求被试判断无害但会引起厌恶情绪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错误，发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被试在道德判断中所需时间更长，对直觉反应的依赖程度更弱，厌恶感下降，同时降低了对行为选择的不道德评价 程 度(Feinberg，Willer，Antonenko，&John，2012)。Szekely 和Miu(2015)让被试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是否接受”的行为选择，发现与自我相关的情绪在道德决策中占主导地位，善于使用认知重评的个体会做出更多的功利判断，而表达抑制则没有影响。然而，Lee 和Gino(2015)的一系列研究却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无论是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是否判断”还是“怎样做”的决策，表达抑制都能使被试做出更多的功利判断，相比于视频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