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倩 程红利 刘永芳**

    (1.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62；2.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009)

    1 引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面对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困境(Van Dijk &De Dreu，2021)，如员工休养生息与组织发展间的冲突。此种情况下，个体愿意付出一定代价而惠及他人的行为，被称为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中的合作行为(Rand，2016)。

    借助不同的博弈范式，已有研究对影响合作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系统探讨，近期开始关注接触自然(exposure to nature)的作用(Goldy&Piff，2020)。接触自然是指人们通过感官感受自然元素(如观赏风景照片等)，从而建立起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Weinstein，Przybylski，&Ryan，2009)。研究发现，相比于非自然环境(如建筑、几何图形等)，自然环境使个体具有更少的攻击性(Poon，Teng，Wong，&Chen，2016)，对他人更慷慨(Weinstein et al.，2009)，更关注长远利益(Van der Wal，Schade，Krabbendam，&Van Vugt，2013)，做出更多的环保(Alcock，White，Pahl，Duarte-Davidson，&Fleming，2020；Matin et al.，2020)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Zelenski，Dopko，&Capaldi，2015)。这些发现均表明自然环境增强了亲社会性，促使个体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Goldy&Piff，2020；Zelenski et al.，2015)。

    然而，自然环境的效价有正负之分。除了含有绿色元素(如树、花园)、安全宜人的正性自然环境(Ulrich，1983；Joye &Van den Berg，2011)外，也存在视觉印象不佳(如贫瘠的土地)、具有威胁性的负性自然环境(Franzen&Mader，2020)。先前研究主要探讨了正性自然环境对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的影响，较少关注负性自然环境的作用。本研究引入负性自然环境，以系统揭示不同效价的自然环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根据亲生命假设(Biophilia Hypothesis，陈晓，王博，张豹，2016；Wilson，1984)，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偏好：适宜栖身的环境引起积极心理反应，而具有威胁性的环境则引起消极心理反应。与该假设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