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睿 郑 蕊

    (1.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2.上海交通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030；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4.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49)

    1 引 言

    空气污染严重损害身心健康(Wei et al.，2020；Xu et al.，2020；Zhou et al.，2021)。尽管空气污染已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但它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防护行为。调查发现84.8%的南京市民从未在家中使用空气净化器(Ban，et al.，2017)。另一项针对北京居民的调查显示，半数受访者从不佩戴口罩且仅有24%的家庭使用了空气净化器(王亮et al.，2016)。为寻找促进防护行为的办法，探究雾霾启动防护行为的心理机制及相关边界条件极为重要。

    以往研究在探讨雾霾对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时强调社会认知因素的作用(Chen& Liu，2021；Mehiriz & Gosselin，2021；Yang&Wu，2020)，但这类模型已被指出存在过度“认知化”的问题，忽略了情绪的作用(Loewenstein et al.，2001)。事实上，人们往往利用情绪理解和应对风险(Loewenstein et al.，2001；Slovic et al.，2007)。刺激引发的情绪常常作为第一反应自动产生并影响信息的处理和判断(Zajonc，1980)。

    焦虑是一种典型的由雾霾引起的负性情绪(Lu et al.，2018；Vert et al.，2017)。通过回顾文献，我们认为焦虑可促进防护行为。从健康决策的角度，防护行为可看作未来的损失(如更差的健康状况)和现在的损失(如一时的麻烦和不适)间的选择(Chapman，2005)。例如，佩戴口罩即选择损失现在的利益以避免未来的损失。研究发现焦虑的特征之一是对未来的负面思考增多(MacLeod&Byrne，1996)。高焦虑特质者倾向于高估未来负性事件的发生可能(MacLeod et al.，1997)。这种放大未来损失的倾向将使个体在未来的大损失和现在的小损失间选择后者从而采取防护措施。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1：焦虑中介雾霾知觉与防护行为的关系。

    焦虑通过增大对未来损失的估计促进防护行为，但该作用存在边界条件。这是因为未来损失的实际承受者并非此刻决策的现在的我，而是未来的我。“未来自我即他人”(future self as another)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将未来自我表征为他人(Hershfield et 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