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说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汉字和中餐，可见中餐的重要。就说常用虚词“即”、“既”二字吧，左边同象食具，右边都是人形：“即”是凑前来吃，“既”是吃完背身而去。在洋人看来，中餐比象形文字更加难以想象。它的由来必须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源头。中餐的烹调及“味道”极为复杂微妙，需要运用阴阳模式“执简御繁”，才能有本质的认识。

    粟食独辟蹊径 中餐歧路遇宝

    人类学家说游猎会自然过渡到游牧，即所谓的由尾随兽群到豢养幼畜。欧洲经过“游耕”而进入定居农业，都是半耕半牧 ：粮食被转变并利用为饲料，牲畜生产奶、肉，更能提供役力及肥料，“农牧互补”成为理想的经济模式。

    但中华主流文化却没有经历畜牧阶段。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的祖先曾迫于饥饿而经历吃草生活。《说文》解释“茹”是喂马。《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又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后人误以为说的是找药，忘了“神农”不是神医。药是寻食的副产，所以中华文化医食同源。草籽富含热量，便以“百谷”为主食。百谷、九谷都含麦，麦虽然比粟(小米)好吃，但麦类一穗才几十粒，饿极的先民如何肯冒着绝收的危险撒进地里？唐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提示，“投入产出比”该是决定因素之一。

    古代中国人自称“粒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