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收到一所中专录取通知书的同时，父亲也被稻场上的脱谷机卷去了一只手。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远走高飞，是老实巴交的父亲守着贫瘠的村落抚养我长大的。这突来的横祸让我们父女俩悲痛不已，但父亲没有放弃我的学业，他卖了不足40公斤的猪，又卖了部分粮食，四处找村人求借，很艰难地拼凑着我的学费。一直到10月份以后，我才提着陈旧不堪的行李跨进市里学校的大门。而那时已开学一月有余，新生军训也过了。

    坐在教室里，我流着泪暗暗发誓，一定要节约，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最大程度减少父亲的负担。因为学校正试行封闭式教学，我不可能在课余去谋点兼职什么的，节约的惟一途径只能是从牙缝里省。对于一日三餐我是这样安排的：不吃早点，正餐就买2两米饭和2毛钱的素菜，吃得最多的是酸辣土豆丝，只因它更易下饭。

    那时我还是个15岁的大孩子，对食物有着惊人的渴望和需求，身体仍在拔节似的长高。每次到食堂，当鼻子里飘进粉蒸排骨或煎鸡蛋的香味，我总会及时地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如果不这样，我想我会失态如村口那只小黑狗，流下长长的口水来。我嫉妒别人碗里的丰厚，在心里，我千百次地用意念将他们的佳肴吞得精光。

    繁重的学习以外，我还肩负着校文学社副主编的重任，且不时参加校内举办的各项体育竞赛。超负荷的身体支出，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我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变得面黄肌瘦，身体疲软，整天无精打采。

    暴食一顿鱼肉的念头反反复复地、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好多次咬着牙将1元的餐票拿出来捏在了手心，但递进食堂窗口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