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到诊所的时候，比利的太太已在那里等我。虽然多年不见，但我一眼就能认得她———是个肥胖、心直口快的女人(比利常开玩笑地喊她“女王”)。

    “医生说比利没几天好活了，”她告诉我，“比利要你去看看他。今天行不行？”

    “当然行，”我说，“马上就走。”

    听说一生多姿多彩的比利没有几天好活了，真是晴天霹雳。比利的太太在路上告诉我，他得了心脏病。她又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见我，因为他明明知道我是整形外科医生，又不是心脏病专家。

    “他不肯告诉我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她说。

    我在她脸上看到一种从前常见的表情，对她那位捉摸不透的丈夫又恼又爱的表情。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是为了向我这位老朋友道别吗？那他要道别的老朋友可多了。

    车子到了纽约贫民区，我不禁想起当年认识比利的情形。我是在这个区域出生长大的，他在这里开了一个只有一张椅子的理发店，这一带热闹嘈杂，天天都有人吵嘴、打架。居民中各国人都有，有各种风俗习惯，各种纠纷。比利的理发店恍如一块美丽亲善的绿洲。

    当时的理发店都少不了裸女日历、渲染犯罪和色情的杂志，他就不要这些。

    “我替人理发，”他常说，“总是你低着头看人家的脑袋。不过一个人总得有点可以抬起头来看看的东西。”

    我们这些小孩在理发时所见的是：蒙娜丽莎、胜利女神、东方三贤士、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王 ......